繼承五四 超越五四繼承,超越繼承五四 超越五四——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主持人:危兆蓋(本報記者)特邀嘉賓:鄭大華(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高力克(浙江大學教授)張寶明(洛陽師范學院教授)如何看待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記者:自五四運動發生以后,人們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就有著不同的解讀,各位認為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鄭大華:人們對五四運動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的五四運動,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因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而引發的北京學生愛國游行示威活動以及后來以上海“六三”運動為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愛國斗爭;廣義的五四運動,除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學生愛國游行示威外,還包括此前興起、此后得到發展的新文化運動,人們一般以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而以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為其結束的年代(也有學者主張以1923年為結束年代)。我們今天通常講的五四運動,根據不同的語境,兩種提法都是可以的。就廣義的五四運動而言,我認為其精神主要有三點:一是愛國主義。北京學生之所以要游行示威,就是因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英、美、法所主導的巴黎和會沒有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交還給中國,而是交給了日本,使中國的主權受到極大的侵害。所以,愛國學生呼喊的口號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其游行示威的直接目的是要阻止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協定上簽字。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直接背景,是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民族危機空前加深。換言之,挽救民族危亡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目的之一。二是思想解放。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我非常贊同鄭師渠教授提出的觀點,即“五四”的思想解放包括兩種解放:“對傳統求解放”和“對西方求解放”。“對傳統求解放”,主要表現為對傳統文化的反省、批判和重新估定其一切價值。“對西方求解放”,主要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影響,國人一方面要求重新審視中西文化關系,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觀提出了質疑和批評;另一方面不再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唯一選擇,而主張以俄為師,走社會主義道路。三是民主與科學。1915年9月,陳獨秀在標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的《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向國人疾呼:“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又生動地將民主與科學稱之為“德先生”與“賽先生”,并明確表示,“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尤須指出的是,“五四”所倡導的民主,不僅指的是民主制度,而且還包括民主觀念和民主精神;“五四”所倡導的科學,除科學技術或科學思想外,更是一種廣義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五四”對民主與科學的倡導,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動了思想文化的變革。正是從“五四”起,民主與科學開始深入人心,成為一種社會意識或價值觀念。高力克:由于五四運動有廣狹二義,人們對五四精神也就難免有不同的解釋,這應視為正常現象。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發表署名“毅”的文章《五四運動的精神》,文中首次將5月4日北京愛國學潮稱為“五四運動”,贊譽其為中國學生的創舉、中國教育界的創舉和中國國民的創舉,并將“五四運動”的精神概括為“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決的精神”。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最看重五四運動之“直接行動”的精神,并將其視為平民運動的第一步。新文化領袖陳獨秀則將五四運動視為“國民運動之嚆矢”,他亦強調五四運動不僅是愛國運動,其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以上觀點,都將五四精神歸為一種公民參與政治的直接行動精神和犧牲精神。就廣義的“五四運動”而言,“五四精神”則以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價值為精神內核。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高揭之“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闡揚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評判的態度”,無疑是“五四精神”之最核心的內涵。“民主”和“科學”為新文化運動追求的兩大現代性目標,“評判的態度”則表征著新文化運動之倫理革命和文學革命的批判精神。“五四”是一個偉大的啟蒙時代,“五四精神”最深刻之內核是思想解放的精神。陳獨秀主張:“除了牽強、附會、迷信,世界上沒有萬世師表的圣人、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學說這三件東西。”這是一種徹底的思想解放的精神。張寶明:“五四”和“五四精神”是兩個既相輔相成又自成一體的概念。就前者而言,它是一個囊括了整個五四精神之來龍去脈的一個思想體系。比如它既包括自《新青年》創刊伊始的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也包括日后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后的一系列新潮行為和運動;它既包括“新青年派”知識群體自身的言論行為,也包括由《新青年》雜志激活起來的保守主義等的思想和觀念;它有西方資源,也有東方資源;既有“導師”一輩的先驅,也有后生一代的崛起。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五四、五四運動、五四精神的總結和概括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現象就可以理解了。進一步說,“五四”和“五四運動”也不是一個概念,如上所說,“五四”是一個系統工程,外延和內涵都可以見仁見智,但“五四運動”一般指的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導師和學生共驅的“直接行動”。如果我們把五四系統工程粗略劃分為兩個時段,那就是我們常說的前一階段是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啟蒙主題的新文化運動,后一階段則是以愛國、進步之救亡為主題的社會運動。五四運動高潮之后,主導者陳獨秀就發表文章聲明“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區別,還專門連續撰寫《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和《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么》對當時各界的誤解以及誤會予以澄清。現在看來,陳獨秀的觀點并不過時。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是注重“創造的精神”的運動;五四運動的精神則是“直接的行動”和“犧牲的精神”兩個要素。不難看出,當時的策劃者陳獨秀、李大釗等先驅要求“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也達到了目的。從注重人文思潮到關注社會革命,“五四”所有的一切正是在這一條被先驅設計好的線路上進行的。“五四”留給人們的精神遺產記者:我想問的第二個問題是,作為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五四”給我們留下了哪些精神遺產?有人說“五四”后期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你們是怎樣看的?高力克:五四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古典向現代轉型的第一個高峰。晚清以降,在西力東侵導致中國深刻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問題的本質是文化沖突與文化再調整,新文化運動奠定了中國文化重建的方向。“五四”的精神遺產,不僅僅是“民主”和“科學”,它還包括一組體現啟蒙運動成果的現代價值,如“自由”、“人權”、“法治”、“個性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在五四時期,陳獨秀就將“人權”和“科學”并列為現代文明的兩大基石。“五四”的另一重大精神遺產,是“評判的態度”,即反思傳統的批判精神,它表征著一種偉大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普列漢諾夫將法國啟蒙哲學歸為“解放哲學”,“五四”啟蒙思想亦為一種“解放哲學”。同時,“五四精神”的豐富性還在于,它并不僅限于啟蒙思想,作為新文化運動之對立面的文化保守主義,如杜亞泉、梁漱溟和《學衡》派等對傳統的闡揚和對現代性的反思,亦不乏深邃的思想智慧。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頡頏激蕩,構成了“以現代化批判傳統,以傳統批判現代化”的文化對話。“救亡壓倒啟蒙”說是上世紀80年代一些人詮釋“五四”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五四”風潮以后,救亡圖存的政治運動逐漸壓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啟蒙運動。此說與胡適晚年的“政治干擾文化”論一脈相承,胡認為五四運動的政治干擾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中斷。應該說,“救亡壓倒啟蒙”說看到的只是歷史的一個表面現象,并不是一種嚴謹的學術觀點。他們的“救亡”概念含混地包括民族救亡運動和國民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等完全不同的政治運動。而且這種政治與文化關系的外在解釋,忽略了啟蒙的內在矛盾和自我瓦解。在中國現代化史上,救亡與啟蒙難解難分。自嚴復始,中國的啟蒙即源于救亡,救亡是中國啟蒙的深層動因。與法國啟蒙運動相比,中國啟蒙運動毋寧說是一種落后民族尋求富強之道的“救亡型啟蒙”。因而,以“救亡”與“啟蒙”對舉,本身就有一個歷史語境錯置的問題,似乎中國有一個歐洲式的純粹的“啟蒙”。“五四”以后,新思潮經歷了一個從思想啟蒙到“直接行動”、從“價值重估”到“社會改造”的轉變,由此革命運動代新文化運動而興。這種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消長,是“啟蒙轉化革命”,它本身亦為啟蒙邏輯演化的結果。胡適晚年的學術秘書唐德剛就反對胡適的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之說,他認為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后果,必然是一個新政治運動,而新文化運動則為百年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個階段。鄭大華:救亡和啟蒙不僅是“五四”時期的歷史主題,也是整個中國近代的歷史主題。因為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一部中國近代史,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相勾結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過程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之過程的歷史。如果說反帝是為了救亡的話,那么反封就必須進行啟蒙。反帝和反封,亦即救亡和啟蒙,是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兩個重要的組成方面,始終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誰壓倒誰或誰取代誰的關系,而是相互推動、彼此促進的關系。以五四運動而言,如前所述,挽救民族危亡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目的。而新文化運動的開展使青年們的思想獲得極大的解放。正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出現了許多宣傳和研究新思潮的社團和刊物(如新潮社和《新潮》雜志)。這些社團和刊物的負責人和成員后來大多成了五四愛國學生游行示威活動的組織者和參加者。由此可見,沒有新文化運動,便不可能有“五四”和“六三”那樣大規模的愛國運動的發生。而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生又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正是以五四愛國運動為契機,新文化運動開始從北京等少數幾個中心城市逐漸發展到全國。以白話報刊為例,五四愛國運動前,全國的白話報刊屈指可數;五四愛國運動以后,全國的白話報刊猛增到400多家。說“五四”后期救亡壓倒了啟蒙,主要是說“五四”后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及發展,淡化甚至中斷了新文化運動前期對西方民主、自由的宣傳。這種觀點,我是不贊成的。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我們不能說宣傳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就不是新文化運動。所謂新文化,是相對于中國的舊文化而言的,馬克思主義理所當然地屬于新文化的范疇。第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沒有壓倒或中斷五四前期的啟蒙,因為馬克思主義也反對封建主義,實際上五四時期激烈批判封建主義的不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而是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也主張民主和自由,不過馬克思主義主張的是人民民主和階級解放、民族自由。從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到階級解放、民族自由,這是啟蒙的深化和提高。第三,中國需要民主和自由,但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的原因,決定了中國要實現民主和自由就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而只能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路。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和發展不是啟蒙的中斷,而是以一種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形式進行的啟蒙。實際上,對于廣大下層民眾,尤其是廣大農民來說,他們不是從胡適等人那里知道民主、自由的,而是在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如抗戰時期邊區的民主改革)知道民主、自由的,并學會了如何行使民主的權利。如何看待“五四”的歷史局限性記者:目前學界在“五四”研究上還存在著不少爭論,如“五四”是否全盤反傳統、是否全盤西化等問題。你們怎么看?對“五四”的歷史局限性,你們又是怎樣看的?張寶明:自從五四運動發生的第三天起,就開始有人對此作研究和總結。如同“五四”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格局一樣,90年來學術界關于“五四”思想譜系的論說也可以說是新論迭出,紛至沓來。譬如“五四”是不是全盤反傳統、是不是全盤西化,就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學術命題。而且,它并不因為論爭已久、論爭深入而顯得無足輕重。實際上,“五四”反傳統、西化的全盤性命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如同一枚硬幣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問題給予全方位的透視或說一并解決。試想,既然是全盤性,那就有非此即彼的嫌疑。質而言之,如果把傳統全盤反了,那還不是要將西方的東西整體位移過來填補這個“真空”?在今天看來,這是一個不必爭論,甚至是不辯自明的問題。有哪一個民族會在自己的廢墟上再造一個文明呢?高力克:上世紀80年代后期,林毓生、余英時關于“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批評傳至中國大陸,引發了思想界關于現代中國激進主義的反思和討論。“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由此成為“國”學而垂兩千年。因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儒學批判是中國文化之典范轉換的必要步驟。“五四”反傳統主義的興起,其遠因是儒學作為“國”學的整全性價值系統,以及中西文化沖突之劇烈;其近因則為民初帝制運動與孔教運動合流之刺激。民國時期思想史家郭湛波贊譽陳獨秀是中國近50年思想史上第一個大思想家,其最大貢獻,是對籠罩中國思想兩千年的孔子思想之破壞。但另一方面,“五四”激進知識分子亦存在著嚴重的思想偏頗,如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的極化思維、輕率蔑棄傳統的文化虛無主義、進步主義之迷思和革命崇拜。儒學不能化約為“三綱”和禮教,其仁學、忠恕之道、“五常”等蘊涵著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原則。甚至全盤否定儒學價值的五四激進知識分子亦不批評這些道德傳統。“五四”啟蒙思想的局限性,還表現在唯新是尊的進步主義和非此即彼的極化思維。誠如張灝所言,“五四”知識分子對“民主”和“科學”的烏托邦期待,使“德先生”和“賽先生”變成了“德菩薩”和“賽菩薩”。“五四”式的全民主義和唯科學主義觀點,已蘊涵著“民主”和“科學”異化的內在因子。全民主義是一種激進的高調民主觀,其人民自治的絕對民主理想,具有濃厚的民粹主義烏托邦傾向。唯科學主義主張“以科學代宗教”、“科學的人生觀”,尊科學為籠罩一切的絕對真理,亦違背了懷疑、試錯、多元的科學精神。鄭大華:我是不贊成“五四”是“全盤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的觀點的。因為就現有資料來看,“五四”反對的主要是儒學,特別是它的核心禮教。就是那些認為“五四”是“全盤反傳統”的學者,也主要是從“五四”激烈地反儒學、反孔教來立論的。我們且不說“五四”反儒學、反禮教有其深刻的認識根源和歷史根源,有它歷史的合理性,就其反儒學、反禮教的內容來看,“五四”反對的主要是儒學的現實價值,而非歷史價值,對于后者,他們還是承認的。胡適自己就說過:“有許多人認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許多方面,我對那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嚴厲的。但是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敬的。”假如我們不囿于儒家中心主義的成見,不把儒學看成是唯一傳統,更不把儒學之禮教與儒學、與傳統等同起來,而是承認傳統只是歷史的沿襲,是我們先輩們所創造、吸取并發展至今的一切文化形式,那么顯而易見,“五四”并沒有“全盤反傳統”,也沒有主張“全盤西化”。當然,這并不是說“五四”沒有其局限性。我認為,“五四”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對待傳統文化上,沒有處理好破與立的關系,對傳統文化之糟粕的揭露和批判有余,而對傳統文化之精華的發掘和弘揚不足,往往把封建時代的文化錯當成了封建文化而加以批判,甚至說了不少過頭話(如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就像毛XX批評的那樣,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第二,在對待西方文化上,沒有處理好西化與現代化的關系,誤把西化當成了現代化,認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走西化的道路,用陳獨秀的話說:中國“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國粹、什么國情的鬼話來搗亂”。第三,在對等中西文化的關系上,對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缺乏全面的認識,只重視中西文化的時代落差,而很少領會中西文化的民族特征,往往以時代性的比較取代了民族性的分析。由于在時代性上,中國傳統文化幾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個時代,因此其比較的結果是中國文化百不如人。第四,由于客觀(形勢)和主觀(認識)的原因,“五四”人大多具有一種急功近利的情緒,對解決中國問題的艱巨性和復雜性認識不足,以為只要輸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前期),或引進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后期),中國的問題就迎刃而解,而缺乏長期啟蒙的思想準備,缺乏對有關問題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認真研究,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對馬克思主義往往持一種教條主義的理解,這給后來的中國革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消極影響。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承認“五四”有它的局限性,但不能以此而否定它的歷史意義。與局限性比較,“五四”的歷史意義是第一位的。這是我們評價“五四”應持的基本態度。紀念“五四”的現實意義記者:五四運動已經過去90年了,不同時期的人們對“五四”有不同的紀念,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的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紀念“五四”?鄭大華:正如我們談話的主題所揭示的,我們紀念“五四”,就是要繼承“五四”,超越“五四”。首先就繼承而言,我們要繼承“五四”的愛國主義、解放思想和民主與科學的精神。當然,由于時代的不同,環境的變化,其具體內容也會有所差異。比如,五四時期的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以阻止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協定上簽字,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而當今的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自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貢獻自己的力量。解放思想,也不是像五四時期那樣,是“從傳統求解放”,“從西方求解放”,而是進一步從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中,從對西方價值觀念的迷信崇拜中,從舊的條條框框、舊的習慣勢力、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堅持改革開放,努力吸收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把中國建設成為民主、富強、文明、和諧的國家。民主與科學,在五四時期更多是對它的思想、精神的宣傳和倡導,而在今天,除了要繼續對廣大國民進行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啟蒙外,我們要把其重點放在制度的建設上,要與一切不民主、不科學,甚至是反民主、反科學的思想和行為作堅決斗爭。其次從超越來講,我們不僅要克服“五四”的歷史局限性,正確處理好破與立的關系,西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全面認識文化之時代性和民族性,加強對中國國情的研究,充分認識要在中國這樣一個既有古老文明、小生產者又像汪洋大海的國家進行思想啟蒙的艱巨性,而且還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度,總結自五四運動發生以來中國所走過的90年歷程,以一種更加開放的心態,重新認識“五四”,審視“五四”,使五四的精神和遺產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高力克:盡管五四運動距今已經90年了,但我們紀念“五四”,仍要繼承和發揚“民主”、“科學”、“愛國”等等“五四”的偉大精神遺產,這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精神動力。我們今天尤其需要發揚“五四”思想解放的偉大精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騰飛正是思想解放的偉大成果。實現中國的發展進步,需要我們不斷地解放思想,充分地激發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紀念“五四”,重溫“五四”,我們可以放眼世界,反思傳統,從中不斷地獲得改革開放的精神動力。21世紀的中國,仍然面對著百年中國現代化和文化建設的歷史主題。今天,我們需要回到接引世界現代潮流的“五四”,檢省中國走過的曲折的現代化歷程。回眸90年前的“五四”,我們今天面臨的既有百年中國現代化的老主題,又有新世紀轉型社會的新問題。繼承“五四”和超越“五四”,需要我們以開放的心態,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整合“五四”多元的精神遺產,超越“五四”的思想局限,以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迎來中國文化復興的偉大時代。張寶明:20世紀的風云際會、世事滄桑使得五四精神隨著時代精神的變化而在每一個特定的時期都賦予了特殊的色彩。歷史的漸行漸遠不但沒有讓五四精神成為塵封的往事,相反,倒是歲月的沖刷讓五四精神積淀出了豐厚的精神內涵和豐富的思想價值。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能在時隔多年后回首那場運動時仍然感到那么親切、直觀、生動、鮮活的原因。用“歷久彌新”這個成語來形容五四運動的意義和價值最為形象。五四運動提出的問題或說提出的命題不但是過去我們這個民族乃至人類關心的問題,也是當下甚至未來我們這個民族乃至人類關心的問題。我愛用“精神事件”這個詞來概括五四那一代人所做的工作。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思想史上重大的精神事件,它架構在民族性和時代性的精神坐標上,其當代性和前瞻性不會因為歷史的遠去而發生位移,其歷史性和民族性也不會因為社會的變遷而黯然失色。必須看到,一個民族不能沒有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脊梁的鑄成則是由多個重大的精神事件作為質料的,而五四運動正是近代以來一代思想先驅以“鐵肩”擔當“道義”時裸露的精神脊梁。這也是我們今天重提五四運動之精神的根本所在。我們紀念“五四”的本意,不是為歷史而歷史,為過去而過去,而是為了現在和未來,并通過再現過去來映照未來。在中國現代性問題愈來愈受關注的今天,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的當下,我們紀念“五四”,確實有其特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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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念群:“五四解釋學”反思楊念群,解釋學楊念群:“五四解釋學”反思“社會”是一個關鍵詞:“五四解釋學”反思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1997),《楊念群自選集》(2000),《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2001),《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主編,2001)《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合著,2003),《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主編,2004),《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當代史學的反思與闡釋》(2005),《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2006)等。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注定是一個熱鬧的年份,史學界多年已養成習慣,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歷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舉行一場拜祭典禮,故可稱之為“紀念史學”。尤其是“五四”在中國革命史的敘事中又是一個具有轉折點意義的事件,祭拜之風漸趨火爆熱烈當屬自然。不過祭臺上下想移情換景的呼聲也越來越大,大概是已難忍祭典演出的儀規陳舊乏味,拜辭俗腔濫調,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頌辭無外乎是照舊祭出“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兩尊神位,故神位甫一出場,難免讓人頓生厭倦,不是這兩位“先生”不好,而是演員的演技太差,出場頻率過高反而倒了觀賞者的胃口。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才有人提醒別忘了“五四”還有個大明星叫“費小姐”(自由),應該讓她登場亮相,才使得歷年的祭拜風情不至于陳腔依舊。“五四”解釋學自進入知識生產流程以來,就難脫政治史解讀的窠臼,標準的黨史敘事習慣把“五四”看作是一場相對單純的愛國抗議事件,“五四”猶如薪柴燃料,點燃了社會主義運動蓬勃興起的熊熊火焰,它遙遙與作為近代革命之開端性標志的鴉片戰爭相呼應,“五四”的作用就是把自己變成中國近代史敘述末端的一個句號(參見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自“費小姐”登場并日益走紅以來,大多數的“五四”研究才開始轉向,試圖把它解釋成一場觸及中國人靈魂和精神變化的“文化改造運動”,這場運動的一個最佳描述就是“人的覺醒”。周策縱先生那本“五四”研究的名著英文名字就直截了當地說“五四”是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意思是現代中國的一場思想革命(參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岳麓書社1999年版)。既然是“思想革命”,就不是短暫的政治運動影響力能夠說明的,而是具有一種持久的精神力量。當年胡適也稱“五四”是中國發生的一場文藝復興運動,大意也是如此。不難發現,這種解讀自覺不自覺地在大唱“紀念史學”突出“五四”政治特性的反調,顯示的是“自由主義”式的思想關懷,特別能展示出臺灣學者所崇尚的一種史學意識。大陸的“五四”研究,除“賽先生”持續大受熱捧外,“德先生”和“費小姐”每回上臺雖粉妝依舊,臺下卻仍覺霧里看花,模樣含糊,甚至有人直指“費小姐”在民族自救的亂世狼煙中驚駭得花容失色,早已多年未見登臺,“賽先生”則被持續追捧,終獲升格為治國要策。可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當“五四”度過了七十歲生日之際,人們忽然發現,沒了“德先生”和“費小姐”的幫襯助演,“五四敘事學”就如雙翼或三翼折掉了一只或兩只,成了跛腳的瘸子。因為提倡“科學”是以反傳統為代價的,崇拜“科學”的口號人人能講,可無論精英還是大眾,對人文的悟解和感受能力卻在普遍退化,又何談人的覺醒?恰在此時,臺灣“五四”研究的觀點被高速引進大陸史學界。臺灣史界秉持的是西方自由主義的解釋傳統,即把個人的覺醒看作是“五四”最珍貴的歷史遺產,想以此消解“五四”運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義。甚至有人認為,對“五四”個人主義覺醒的維護還是否定應該成為評價其研究價值的最重要依據。這個解釋思路對于那些剛從極左意識形態的壓抑中解放出來的大陸研究者來說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一時間“自由”的旗幟到處獵獵飄揚,其凱歌行進之勢,大有并吞思想八荒的勢頭。不應否認,個人主義的覺醒確實是“五四”時期知識精英闡揚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主題。但我以為,不可忽視的是,“五四”以后掀起的“社會改造”運動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歷史遺產,而且其波及范圍之大,影響程度之深,要遠過于對個體“自由”觀念的認同和詮釋。從研究價值上而言,兩者至少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但大陸史界卻基本直接承傳了自由主義的解釋方法,個人覺醒程度不但幾乎被推許為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而且是否推進和干擾了個人價值的實現越來越成為衡量“五四”以后歷史變遷之得失的標準。甚至有人更為極端地認為,民族主義式的救亡理念和社會改造運動壓抑了個人解放的順利實現,并最終導致“五四”啟蒙運動的自我瓦解。這種把“個人覺醒”與“社會改造”運動對立起來的做法,基本上搬用了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原則,卻未必適用于現代中國歷史演變的解釋。因為“五四”以后“社會改造”運動不但成為了歷史的主調,而且由此生發出的各種變革理念也深刻支配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在日益復雜的互動過程中,“個人”與“社會”之間也并非只構成了“覺醒”和“壓抑”的簡單對應關系。在近二十年的“自由主義”敘說中,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五四”期間流行的“反傳統”思想造成的文化真空導致了“五四”自身發生了嚴重的意識危機,由此釀出的悲劇情緒已逐漸蓋過了倡揚“五四”為現代革命起源的浪漫狂喜,甚至“五四”精神還須為“文革”災難負起沉重的歷史責任。于是,否定“五四”的批判精神又漸成當代的時尚話題,捍守“國學”的新冬烘們仿佛從冬眠中蘇醒,趁機重施雅黛粉墨登臺,大扮起了遺老遺少。至此,“五四解釋學”構筑起的神話大廈頃刻出現了崩裂瓦解的態勢。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兒了呢?“五四敘事學”的缺陷:過度依賴“思想史”分析說到“五四”的整體敘事格局,我在前面已簡單勾勒出了一幅輪廓,這幅畫面顯示出,九十年來史界構筑“五四敘事學”,除少數講法一如既往地飆揚樂觀的高調外,大多已流露出悲觀抑郁的腔調。起因無外是說“五四”的反傳統反過了頭,造成了自由主義前途的黯淡與“科學主義”猖獗的謬誤,于是“五四敘事學”的旋律充滿了憂郁感傷,音調悲愴地反復譴責假借現代話語暴力群毆傳統,造成權威流失的慘象;或者慨嘆個人自由之身殞喪于挽救危亡的圣戰之途,分別把“五四”的悲劇歸罪于內外兩種因緣的傷害。既然悲情調子已定,那么大家盡可刪繁就簡地各采不同的解釋方向,目的都是探詢人性覺醒努力的失敗。內因論影響最巨者甚至提煉出了一個異常簡化的公式,這公式大體是說,“五四知識精英”之所以激烈地全盤反傳統,是因為骨子里有一種“以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遺傳。古代的文人習慣先處理文化問題,然后再考慮政治制度的建構,或者用處理文化的方式應對政治社會問題,這樣的方法在過去有效,但拿到近代就完全失靈。結果“五四”青年用傳統反傳統,就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據說“思想優先”的處事辦法是由孟子發明,一直流傳到“五四”。這公式雖簡化得讓人起疑,卻精明地概括了半部中國思想史,何出此言?宋代以后,是理學發威的時代,士大夫一度形成與皇帝共治天下的表象,靠的就是用“道德教化”的方式與皇帝溝通。也就是說直到宋代以后,那些舊的知識精英宣稱自己得了秘法心傳,可以講一套道德教化的道理去“正君心”,皇帝也相信自己道德修養的高低會影響政治制度的運轉,與是否坐穩江山大有關聯,這樣那些士人就開始有了密集出入宮廷的機會,他們由此自信滿滿地認為不但可以教育小孩還可教育皇帝。但并不是說孟子時代的王者就已經那么好說服,宋代以前的皇帝基本不相信教化有如此強大的力量,他們更相信“天”的旨意,比如地震和災禍的示警作用,按照學術界的說法是受“天譴論”的支配,大體說孟子的“道德主義”到宋代才被重新發現和有效地加以使用。(關于從“天譴論”向“道德論”轉變的歷史狀況,請參見溝口雄三:《中國的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頁10-17.)至于宋以前士人是否有用“思想優先于政治”的看法去解決問題就很難加以證明了。這種道德教化優先的方法不能說在近代中國沒有表現,比如康有為策動晚清的變革運動,在處理與光緒皇帝的關系時,采取的仍是用道德完善催化制度變革的辦法。他以為只要光緒帝一個人的道德修為夠高,就自然會推及政治制度的變革,甚至無視光緒帝是個無權無勢的傀儡這個顯著事實,在今天看來康氏似乎傻得可笑,可是如果放在道德優先的歷史傳承脈絡里就會理解其行為的正當性。不過借此例子斷定近代的知識人都如康氏這般天真可愛卻大可懷疑。應該承認,這種把“五四”思想概括為一種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的論述是頗具吸引力的,尤其是其敘述風格兼具哲學論辯的形式美和音樂韻律的節奏感,亦不乏相當的歷史證據作支持。但我腦子里至少有兩點疑問:第一,以“道德教化律”連續涵蓋整個中國歷史上知識精英的思維是否有效?這樣做的風險是首先必須承認儒學“普遍化”到可以時時不間斷地發生效用,我們前面已經說明某些原則如道德教化律令可能只在某個時間段是有效的,換個時期就難說了。特別是西方高度入侵后是否可以作為影響士人的絕對思維條件就更加可疑。第二,儒學即使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具有“普遍性”,可在多大程度上能持續支配著身處不同時期和不同區域的知識精英,也令人懷疑。與此相關,儒學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對皇帝的行為施加影響也要打個問號。有一種說法是,儒生不間斷地把道德修身的教條灌輸給皇帝,他們強調用個體的道德意志控制局面,并相信其具有超絕的力量,故而導致其道德負擔過重,無法應對整個帝國日趨復雜的經濟、政治和法律問題,最終在西方入侵之下難逃失敗的命運。(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一直強調道德意志所發揮的決定性力量導致明朝的體制運轉缺乏活力。這個觀點對西方中國學界有很大影響,持相似觀點者又可參見狄百瑞:《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這種推斷把古代中國的衰落歸結為“道德主義”的無孔不入,似有夸大文化思想作用的嫌疑。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歷史現象,那就是儒學一旦轉換了生存的場所,就很容易變得面目全非,難以用普遍整體的觀念加以把握。我們觀察“五四”往往是把它當作傳統的終結者加以認識的,這個終端之前的歷史雖然是如一根線索般地一直蔓延下來,不曾中斷,然而在西人看來卻如腐朽自閉的密棺。他們發現,中國人的歷史觀就是一套自我密閉的循環論,中國起源期的歷史好像永遠被認為是最好的時期,越往后越糟糕,按古人的說法是“三代”是黃金時期,以后的歷史都是在模仿“三代”,因為總是學不像,自然是越往后看越悲觀。所以西方才有理由說中國歷史總是停滯的,必須外力沖擊到一定力度,才能逼使它從循環變成進化。其實把中國歷史觀完全理解為循環論是一個誤解,中國士人把目光總指向“三代”常常是一種敘述策略,或者大多僅是一種表態,他們更多地是改造和挪用遠古的資源。比如宋代士人把“道德教化”變成控制權威的手段就是打著孟子的旗號,其實是對孟子思想的變形挪用,最后卻比孟子更加成功。從宋代情況看,士人和政治權威的關系比孔孟和王者的關系還要緊密,盡管維持的時間十分短暫,如果觀察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狀況就不完全是前代一定勝過后代,也許情況恰恰相反。我這么說的意思是后來的儒者經常“解構”或重新組裝儒學的理論零件,不可能是直接拿來就用的,到最后很可能走樣,所以說“五四”時的陳獨秀還襲用的是孟子那套觀念,恐怕沒有多少說服力。另外一個歷史常識是儒學到宋代以后就越來越碎片化了,碎片化的理由太復雜,我在此不想多說,我只想指出一個歷史事實,宋代以后,經濟和文化中心不斷南移,儒學的中心地位也隨之被分散了。只要看看《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開始按地區講解儒學流派,你就會明白,儒學碎片化到了嶺南蠻夷之地都出了自創一派的儒家大師,你很難想象他們都是整齊劃一地認同“道德教化”的思想策略,當年閩學和嶺學因為地域傳承的差異常爭執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吵得沒完沒了,我們在觀察思想傳統的流變時,這種空間和區域上的碎片化總不能視而不見。(參見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三聯書店1997年版。)其實,只要我們引入“區域”的觀察維度,“五四”前后知識人群的思想差異還是相當大的。出生在嶺南的康有為梁啟超相對擁有強烈的以道德教化手段正君心興變革的意識,他們的“道德主義”訴求不但寄托在對光緒帝改革能力的浪漫幻想上,也持續體現在他們的行動方式上,其突出特征是總過多期望通過辦報結社等輿論干預的方式支配大眾心理,期冀由此管道引發社會變革。出生于江南地區的胡適等人的道德教化心態其實要比康梁弱化許多。他們對待傳統更多地采取的是“科學主義”的功利態度,對美國杜威實驗主義的張揚和貫徹為什么集中在胡適本人身上就很說明問題。盡管出生于江南的陳獨秀提出過“倫理革命”是最后之革命的口號,表面做出的反傳統姿態決絕得可怕,似乎咬牙切齒要把道德打碎揉爛,再踏上一只腳,但其骨子里仍持有相當實用的功利主義思想,他后來改口說要從事“社會”改革運動即是否定了自己倫理革命的前期主張。再看看出身湖湘地區的毛XX,早年他也奉行過生命哲學和崇尚道德自律,晚年鼓動思想改造,引爆靈魂深處的革命。但毛XX的實踐邏輯是一種更加復雜的政治實用主義,面對毛XX早年多面的思想意識,我們根本無法僅僅從道德優先于政治社會的角度去解讀其行為邏輯。毫無疑問,無論是出生于嶺南、江南,還是湖湘與黃河以北地區,近代知識人都隱隱約約與傳統的思維脫不了干系,只是我們決不可天真地認為,他們秉承的就是一種懸置于普遍狀態的所謂“儒學”的思考方式。嶺南康有為表現出更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的理由是與這個地區自明代起形成的“心學”氛圍有關,陳白沙、湛若水的一支邊緣思想流派明顯形塑了康氏的性格;江南才子們對杜威實驗主義的癡迷則與清初形成的考據學傳統不無關系,兩者的相遇有時代際遇的成分也有傳統在其中發酵醞釀的原因。如果硬說胡適是道德主義的優先論者恐怕太過勉強,也違反常識。毛XX早年行事獨服曾文正公,雖在言語措辭上像個充滿激情的道德理想主義者,但行為風格更多延續了晚清以來新崛起之湖湘群體鮮明的政治功利性格,在處理近代中國的事務時凸顯的恰恰不是書生氣較重的道德教化優先的策略。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變局中,政治實用主義的變通性往往與具有強烈理想色彩的道德主義操守雖非水火不容卻常處對立狀態。如果只強調其中某個方面,就容易忽略當時歷史呈現出的復雜性,因為在一些地區如江南的知識分子,由于和清初的考據學瓜葛太深,故比較容易在接受西方思想時發生功利而非人文的沖動。如前所述,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五四解釋學”的一個最大特點是把“個人解放”或“人的覺醒”作為衡量其價值的最重要前提,是否認同于個人價值的實現也變成了“五四”作為一場運動成敗與否的關鍵。如此言說,其實是有意避開“五四”作為一場政治事件史的敘述方式,也有意回避把“五四”作為中共黨史敘述鏈條之一個環節的官方敘事,以凸顯自由主義所推崇的人性解放的獨特價值,這無疑是針對集體意識支配下服從于民族主義救亡目標的“五四”政治解釋所采取的一種反撥姿態,因此具有鮮明的“思想史”特征。但是一旦由此路徑發展下去,卻很容易走向一個極端,即把“個人覺醒”或“個人解放”的爭取看作是“五四”時期最重要的價值訴求,以致于凡是與這種訴求不一致的其它追求都被看作是對“五四”價值的背叛,也被視為造成“五四”悲劇的重要原因。比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流行一種看法,就是面對國難與內亂的復雜局面,由于缺乏一種安謐的治學環境和冷靜的思索氛圍,個人主義根本就沒有容身之地,“五四”人只好放棄對個人覺醒的追求,個人解放的啟蒙任務被迫讓位于救亡的殘酷政治抉擇,與強調“五四”人受到“思想文化優先于政治”的傳統思維支配的思路恰恰相反,這種解釋過度強調了現實政治選擇策略的支配性和決定性作用。(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載《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頁7-49.)還有一種觀點與上述看法頗為相似,即認為“五四”知識人在對待傳統文化的立場上保持了高度一致,均認為中國古代傳統是“五四”個人覺醒的一種障礙,于是批判傳統的“態度一致性”最終凝聚起了啟蒙的力量。“人的覺醒”、“人的解放”作為“五四”高揚的人本主義口號,并沒有類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制約下的文化傳統作為培養土壤,故在內憂外患的煎迫下,“五四”式的個人解放必然會發生異變。包括“個體主義”與“民族主義”:“個人自由”與“階級解放”的關系都無從合理地加以安置,前者只能屈從于后者的安排,從而導致了啟蒙運動的自我瓦解。(汪暉:《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汪暉自選集》,廣西師大出版社1997年版,頁306-340.)無論是抱怨救亡的外力妨害了啟蒙的實現,還是針砭啟蒙對待傳統與西學態度的草率延誤了自我意識的覺醒歷程,都是受到自由主義論述的深刻影響,即都把個人自由當做高于其他價值的思潮加以看待,并把個人自由的覺醒看作是“五四”最重要也最需急迫加以完成的任務,其他的任務一旦妨害了這個目標的實現,仿佛就是對“五四”基本價值的根本否定至少是嚴重偏離。當然,不能否認,“五四”時期個人覺醒作為實現自由主義的前提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實現另一個主要目標“民主”的基本條件,但如果把它認定為“五四”唯一或者是最高的目標,而其他的努力完全被歸屬于此目標之下,甚而以此衡量所有“五四”行動的價值和意義,似乎亦有很大的問題。我認為至少有兩個問題必須回答:一是把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孤懸為“五四”目標的想法固然有其道理,但以此沒有經過中國歷史經驗檢驗過的西方式思想作為實際變革操作的最終圭臬,如何從歷史進程中實際檢驗其效果?第二個疑問更加致命:如果把“個人主義”當作檢驗“五四”成敗的最終標準,那么如何解釋經過“五四”自由主義洗禮的大批知識精英為什么會心甘情愿地選擇與他們當年的啟蒙奮斗初衷相違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動?為什么他們會甘愿在集體意識和準則的規訓狀態中從事各種壓抑個人精神的活動?“救亡”局勢的峻烈急促抑制了個人意識的伸張的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無助于解釋“五四”知識人精神世界是如何從內部發生轉變的。自由主義式的“五四敘事學”把“五四”的解釋縮擠到了“個人主義”的發現這個單一的主題上,實際上逼窄了“五四”的精神涵義。這種“思想史”式的解讀沒有意識到,“五四”除了是一場知識精英操持的“思想運動”之外,還是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造”運動。這場運動雖由精英發起,卻彌散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進而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動員。自“五四”以后,如何改造“社會”已經逐漸成為時代主調,從此變成了各種變革運動必須關注的焦點問題。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忽略“社會改造”這個層面,都等于無視“五四”運動發生以后的變化在知識精英思想之外所造成的重大后果與當年思想探索的歷史聯系,“五四”的真相絕非僅僅是幾個精英人物發表刺激輿論的表演秀。“五四敘事學”對“思想史”分析的過度依賴自然有其難以明說的原因,我猜想,因為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對以往把“五四”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從邊緣走向主流的契機這種意識形態解釋心存疑慮,同時也對“五四”以后中國社會變革探索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和不如意現象頗有微詞,故刻意強調“五四”追求個人主義風格的理想一面。難以否認的是,由“五四”運動醞釀出來的各種社會變革的方案未必是最佳的,與之相關的各類冒險嘗試甚至是極其失敗的,知識分子對革命道路的終極選擇,其成敗得失也見仁見智,但我們始終無法回避的是,這些社會改造方案的抉擇大多都是“五四”思想的產兒。如果僅關注自由主義的個人際遇和心靈嬗變,并以此替代對社會變革得失的探討,無疑會造成“五四”意義解讀的嚴重闕失。修正途徑:“五四”敘事的“社會史化”鑒于對“五四”進行過度的“思想史”分析容易出現上述問題,我提議用一種方法對此予以補救。我暫且把它命名為“五四”研究的“社會史化”。所謂“社會史化”大致包涵有兩層含義:一是要關注“五四”前后,“社會”作為一個論域的產生以及如何替代其它主題的歷史;二是要更多地關注“五四”發生的社會環境及其演化意義,特別是要著力研究“五四”不同群體的行為差異及其后果。我們無須否認,“五四”曾經以反抗軍閥政府出賣國家主權的姿態掀起過民族主義抗議風暴,從此打上了政治運動的明顯印記;也無可否認,“五四”的知識人曾以特立獨行的方式揭示了“人之覺醒”的極端重要性。故而把“五四”定位為一場政治事件和一種個人自由覺醒與掙扎的張揚表演,都有充分的理由。與此對應,無論是“政治史”的描述還是“思想史”的分析,都應在“五四”敘事中占有一席之地。不過在我看來,如果過多地刻意攫取“五四”某一剖面加以放大分析,或把一個側面的有限意義夸大到足以取代其它側面的程度,實不足以窺見“五四”之全貌。“五四”運動從其爆發的一瞬間,很可能只是展示出一個抵抗外侮的“廣場故事”,一個純而又純的標準政治事件。可是“五四”的意義絕非如此單薄,它既是以往一系列政治變革活動的延續,同時其思想遺產又暗含啟迪了后來的“社會革命”風潮,更被看成傳統與現代思想對壘較量的文化培養基。我的主張是,把“五四”看作是近代歷史長程運動中的一個環節重新加以審視,聚焦的目光不限于其作為政治運動瞬間發生的事件含義,也不限于揭示心靈自我重新發現過程中生發出的內在緊張狀態,而是把“五四”擴展到與清末變革和民初社會革命的前后長線關聯中予以定位。當然,這樣的闡釋必須與政治黨派的合法性歷史敘述區分開來,更應有別于已被定性的意識形態化政治史表述。只有如此,我們才會發現“五四”斑駁多彩,異常復雜的歷史真相。“五四”思想的復雜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政治轉型的產物,同時也是對政治改革失敗的背叛。“五四”運動固然由新潮知識分子發起,但其變革的初衷基本,可以說是脫胎于晚清民初的政局。民初首要問題是,如何面對清朝滅亡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以重建國體政體,知識分子的眼光也只能聚焦在如何建立現代政治黨派以應對上層變革的緊迫要求。但當時軍閥交替主導政權的結果使得民主改革的美好愿望迅即破滅,短短數年民初知識人中就已累積形成了深刻的心理危機。“五四”運動爆發從廣義上說,就是對民主改革深陷危機狀況的一個回應,“巴黎和會”損害中國主權不過是內部政治變革連遭挫折的一個折射反映。民初政治改革的失敗誘發了知識分子對民族國家建設由憧憬幻想到絕望厭棄的悲觀情緒。正在此時,一次大戰爆發,本來被奉為學習榜樣的西方國家內部出現嚴重的勞資糾紛與貧富分化現象,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崇拜心理發生動搖,與上層“國家”改造相對峙的“社會”變革概念日益滲透進知識界并迅速擴大其影響力。民初知識人有一個從迷信國家制度的創生能力到崇尚“社會”改造思想的轉換過程。原先企圖通過國家政體設計順利實現社會、文化乃至心理變遷連帶反應的期盼完全破滅,陳獨秀甚至寫出了《偶像破壞論》這樣的文章,把國家列為“騙人的偶像”,攻擊它不過要維護貴族地主的權利。(陳獨秀:《偶像破壞論》《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1918年8月15日。)在“五四”前后的幾年里,像梁啟超這樣的“制度主義”愛好者和政治黨魁都開始產生了厭惡政治的情緒。1906年,任公與孫中山辯論時,還堅持救中國惟有“國家主義”有效,其他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皆當在其之下的觀點(《駁孫文演說中關于社會革命論者》,李華興等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527)。然而在1915年1月,任公忽然發表了一篇感言式的文字,題為《吾今后所以報國者》,修改了自己擬定的國家變革一定優先于社會變革的時間表。在這篇文字中,任公檢討自己二十年的政治生涯,得出了自己從政以后皆“敗績失據”的悲觀結論(《梁啟超選集》,頁643)。可能是出于對民國黨爭的失望,故認為現在之政治社會,決無容政治團體活動之余地,又發現政治之基礎恒在“社會”,要實現健全的政論,必須在“社會”領域里有所作為,否則政論不過是徒供感情之用,或成剽竊干祿之資(《梁啟超選集》,頁645)。可見這時任公已開始認為政治的衰敗不振,實源于“社會”的墮落壞朽,“社會”治理乃是政治振興的根基所在。下面他說的這段話把這層意思表達得十分透徹:“質言之,則中國社會之墮落窳敗,晦盲否塞,實使人不寒而栗。以智識才技之晻陋若彼,勢必劣敗于此物競至劇之世,舉全國而為餓殍,以人心風俗之偷窳若彼,勢必盡喪吾祖若宗遺傳之善性,舉全國而為禽獸。在此等社會上而謀政治之建設,則雖歲變更其國體,日廢置其機關,法令高與山齊,廟堂日昃不食,其亦曷由致治,有蹙蹙以底于亡已耳!”他緊接著說:“夫社會之敝,極于今日,而欲以手援天下,夫孰不知其難?雖然,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悉輳集于政界,而社會方面空無人焉,則江河日下,又何足怪?”(《梁啟超選集》,頁646.)我這里引述任公這么長一段話是想說明,此時“社會”已經替代“政治”成為民初知識精英重點討論的關鍵詞。但對“社會”的討論和理解顯然不是“思想史”意義上的紙上空談,而是一種實際行動的表現。所以我們還須考察決定知識精英話題轉換的一個“社會史”因素,這個因素即是“代際轉換”及其與此相關的人際網絡的變化軌跡。“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新知識界發起的運動,但“五四”本身的主題有一個轉換的過程,即經歷了一個從政治關懷向文化問題遷徙,最后又向社會問題移動的過程。這種變化不是簡單的線性遞進,而是交疊演化,不能僅限于在思想層面上加以討論,還須注意“五四”前后不同時期是什么類型的知識群體操控著主題的轉換方略,以及這個方略對其行為方式的影響如何?“五四”無疑是新型知識人發動的一場運動,但“五四”的發展經歷了較長時段的變遷,因此對“五四”變革主題和行動方式的支配,并非由一個單一色彩的群體所能獨自包攬,而是由不同的群體交替掌控。即以五四時期的刊物《新青年》而論,首批作者和后來加入的作者群體擁有極為不同的復雜背景,這批人大多出生于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幾乎都有通過秘密結社顛覆清廷統治的革命閱歷,當然不少人也有留學的經驗,但也多為留學生中政治反叛活動的積極分子,如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高一涵、潘贊化、章士釗、吳稚暉等人。他們也正是憑借著反清元老的政治資本相互援引呼應,對上層實施政治變革興趣濃厚,可以說是最早的一批國家主義者,慣常以較為宏大的政治思維風格判斷事務,左右民初政局。而后來進入《新青年》作者隊伍的一批人,則多有留學歐美的學術背景,如胡適、傅斯年、王星拱、任鴻雋等,他們與早期作者對政治變革的關注方式大有不同,對政體如何變化的政論表述程式既不敏感也不擅長。歐美留學群體更嫻熟于一種科學化的訓練,更多展示出的是學院派的行事風格。他們慣常把研究對象區分成較為專門化的片段逐一加以審視。比如,胡適提出“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卻不肯止步于倡導“主義”的籠統議題,而一定要把“主義”切片化解成“問題”,再具體輔之以“多研究些問題”的方法加以審視,因為在他看來,“主義”的提法再顯崇高浪漫,也必須分解為社會科學式的細胞單位作為試驗對象。但對某類“問題”擁有優雅的嗅覺敏感并不等于就天然具有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學院派”們的討論均限于“文化”的狹窄范圍,或者是囿于較為抽象的學術論域,其貢獻也就是把“文化”重新通過科學方式納入到學院的語境中予以檢視,于實際人生沒有多少切實的指導意義,甚至無法應對日益急迫的變革要求。尤其是當“社會”問題替代上層政治變革而凸顯其緊迫性時,“學院派”的實驗風格很快就顯得蒼白無力。因為“社會”問題的出現并非可以密封在實驗室里用科學方法的專門化手段予以觀察,然后像分解標本般指指點點即可大功告成,而是必須聚焦在具體的實際對象如“勞工問題”、“農村問題”、“教育的普及率問題”等等之上,通過細致的實踐步驟實地加以解決。由此可知,如何有說服力地描繪出“社會改造”的具體圖式,就變成了考驗“后五四”時期知識人表現能力的試金石。實際上,是否具有一種實踐的含義,變成了衡量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認知和改造能力的標準,盡管采取的策略差異很大。如無政府主義者主要注重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以及個人在社會中如何起作用的問題;鄉村建設者則具體考量如何在“社區”的局部范圍內重建一種政治、文化與社會混合并存的新秩序,從而通過地方改造的途徑逐漸滲透進基層而生效;社會主義者則以階級沖突為社會之基本特征,主張從根本上用暴力手段顛覆和改造現行制度。可見,“社會”一旦成為“五四”的關鍵詞,就不僅表現為一次性的廣場政治事件,也不會僅僅成為被囚禁的個體心靈尋求自由時釋放出的焦灼私語,而是一種“行為”選擇構成的異動與挑戰,這些“行為”的載體分別與不同的人際網絡的聯系方式和認同基礎有關。我們的視野如果不聚焦在這些人群行為的差異上,就難以理解“五四”作為革命象征的真正涵義。對“社會”的認知與“五四”知識精英的行動方略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知識人對“社會”的認識,來源于西方“國家”發生的危機對心理造成的刺激,而不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初始意義上“國家”-“社會”復雜關系的理解。同時,在具體的探索行動中又有著傳統觀念對農村社會組織的印象在起作用。對“社會”問題的重視首先緣起于一些外因的刺激。“一戰”使得歐洲諸國作為現代國家的楷模形象大受損害,它所引發的俄國政權變動使得“社會改造”作為一種“革命”形式被國人所熟知。中國人開始認識到,國家之間的相互仇殺起因于國家內部的“社會”出現了問題,當然還有以上提及的原因即“五四”知識分子對“文化”僅僅進行了抽象的討論,越來越無助于解決具體的生活實踐問題。“社會”作為一個獨立的思考單位,由此不但開始單獨從“國家”形象中剝離出來,而且也開始從“文化”(包括那些“個人覺醒”的抽象話題)討論中剝離了出來,具有了對象化的意義。陳獨秀當時即已指出,“新文化運動”不應把自身局促成新知識分子參與的獨一無二的運動,也應參加處理諸如婦女地位、勞工環境、人口問題等論題的社會運動。他把“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做出區分,而且越來越偏向于采納“社會運動”的方式。他意識到,要探求解決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問題的根本方法,走“社會運動”的道路顯然比單純采取抽象的文化討論要有意義。可以說,“社會”問題的凸顯引起了“五四”知識群體的真正分化。“社會變革”作為政治變革的基礎和條件,逐漸進入了現代知識分子的討論視野。在“社會”變成了“五四”討論主題的過程中,無政府主義者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無政府主義傳到中國的時間很早,到晚清時已具備了很強的勢力,“五四”運動爆發前據說全國已有幾萬的信奉者。無政府主義賦予“五四”一種既區別于上層“政治建制”討論,也區別于“文化理念試驗”的行動邏輯。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社會革命”必須依靠介入日常生活的嶄新行動方略才能最終完成,他們首先將“社會革命”設想為一個社會活動的參與過程,一個“全體之革命”。在他們看來,“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差別不僅是目的的差別而且是方法上的差別,政治革命是少數政黨精英操控下的行動,“社會革命”則是大多數人的革命即平民革命。無政府主義的行動方式是以教育替代政治黨爭,這也是出于對民初政治經驗的檢討。在他們看來,國家不但是戰爭的導火線,少數人壓制多數人的機構,而且國家通過保護階級制度妨礙人類共同的生活。民初政治雖在形式上企圖以黨派制衡手段達致民主建國的目標,可最終各類政黨幾乎無一不最終屈從在軍閥的武力淫威之下,毫無自由表達政治立場的空間,這是從袁世凱時期即已定下的政治基調。所以無政府主義的行動邏輯,首先就是要擺脫與民初軍閥政治勢力的糾葛關系,避免陷入“以暴易暴”的權力循環圈。他們認為,政治革命只能服務于短期目標,而教育的效用則是永久的。不像有政府的教育傳授軍事主義、法律意識和宗教,或一語蔽之曰:服從權力,無政府主義教育則傳授真理、公道即自由、平等和自治能力(參見德里克:《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廣西師大出版社2006年版,頁85)。他們通過建立“工讀組織”和勞動學校的方式提供一種承諾,即不僅在抽象的意義上改變思想,而且要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引起激變。按照自由主義的詮釋邏輯,對“社會改造”的認識也是瓦解“五四”個人啟蒙精神的開始,“個人”剛擺脫“國家”的控制又改而依附于“社會”,悲劇由此發生了。這個邏輯不能說是完全無理,但有一個特點需要注意,“社會”問題的凸現,使得實施民主政治的主體發生了變化:既然“勞動問題”和分配不公問題成為了討論中心,勞動階級升格為“民主”的主角勢必成為必然,這是個劃時代的變化。還有一個因素不能不考慮到,那就是對“社會”不平等的理解,是基于對西方勞工糾紛的成熟資本主義狀態的粗淺認識,而非對中國具體狀態的切實了解。故當時就有人指出兩者暗含語境的差異與不對稱的弊病,這種不對稱到中國就被偷偷置換和修正了。當時的“勞工階級”的比例并不高,故“無產階級”的內涵甚至包涵著“勤耕苦作而困厄顛連者”、“沒有產業,專靠勞動食飯的那一層”等。中國“社會改造”者希望的是在山林高曠的地方組織一個“皮肉一致、表里相應的勞動社會”(參見楊奎松、董士偉:《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135-150)。那么,在無政府主義者的眼里,什么才是“個人”可以合理安頓的理想“社會”呢?其實他們自己也并不清楚,原因在于“社會”必須有一個清晰的界定和范圍,古代的“社會”邊界基本上是靠村莊、家庭和宗族網絡加以確認的。當年梁任公提倡“合群”與“公德”,就是主張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個人不應該面對著家庭、宗族、村莊等社會網絡組織,而是應直接置身于“國”的范圍中去認定自己的位置(梁啟超:《新民說》,《梁啟超選集》,頁213)。但吳稚暉卻認為,國權是滋生強權毒化人性的名利場,應該另建一種社會網絡才能克服這些弊端(吳稚暉:《無政府主義以教育為革命說》,《思想資料選》,頁7-8)。但到底這個社會網絡是什么?果真能起到凈化心靈和個人生活的目的嗎?從古意來看,“社會”一詞最早見于宋朝程伊川《二程全書》中“鄉民為社會”一句。“社”本指土地之神,“社會”指為祭神而舉行的集會或集合。但從“社會史”的角度說,當年費孝通先生提出一個看法,“社會”還包含以地方精英統率鄉民維系一種基層秩序的含義在里面。因此,帝國的體系實際包括上下兩個層次,上層的行政化與下層的自治格局處于同構而又異質的狀態,只不過現代國家的建立摧毀了這一“雙軌制”的原則(費孝通:《鄉土重建》,《費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頁334-364)。當時的社會改造運動在如何面對傳統鄉村治理網絡的時候,尚處猶疑不決的階段,早年“鄉土重建”論者如梁任公在湖南策動維新運動時,就提出依賴地方士紳完成政治改革的設想,不過始終沒有提出重建“鄉紳階層”的具體方案。無政府主義者在面對鄉村社會的固有網絡時表現出更加決絕的態度,他們希望越過傳統的地方構造,創造一種新型的人際網絡關系,他們稱之為“社會人”,這種“社會人”既能夠擺脫由現實利益的驅動去盲目參與國家政治,最終成為實現政治目標的犧牲品的悲劇命運,同時又能擺脫原有的基層社會網絡的控制,擁有一種自性無染的理想人性狀態。他們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是建立“社會組織”,作為新的人性成長的基點。不過事實證明,脫離了國家的控制,也沒有鄉土的人際網絡作根基的所謂“組織”實際上沒有存在的任何動力,很快就遭遇到了離散瓦解的命運。無政府主義者在組織形式上的失敗,源于他們對中國平民復雜狀況的無知。前面已提及,由于“勞工階級”的比例不高,故“無產階級”應該把大多數的農民階級包含在內,但是無政府主義者采取的所謂新型“社會組織”的形式并沒有考慮廣大中國鄉村的具體生活狀態,完全脫離了農村的現實需要,相反卻以摧毀鄉村的基本社會結構為其變革的前提。盡管如此,無政府主義者的主要思想仍強烈影響著以后中國革命話語的形成和構造方式。簡單地說,以后的中國革命者均想通過平民教育的手段實現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結合,這是與他們對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判斷有關。他們認為,歷史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是社會發生不平等和導致個人貧困的根源,必須創造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構造形式,才能促成大眾生活的根本改變。問題在于,他們并沒有把中國社會中平民人群的真正需要納入自己的考慮范圍,也沒有形成明確具體的人群劃分框架去分析中國社會的特質,其所有的“社會組織”設計都是為了防范中國再次發生類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曾經出現的糾紛和沖突,大多數的構想并不適用于中國社會的需要,更別提具體的實踐步驟了。其實,歷史經驗證明,“社會革命”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鄉村的文化基礎是否能夠得到妥善地利用和有效的轉換。因此我以為,“后五四”時期彌漫開來的“社會革命”風潮,其要義不在于遏止了個人的自由解放,而在于徹底阻斷了鄉村文化再生的渠道,這才是“后五四”時期發生的最大悲劇之所在。結論:“社會革命”得失談通過對“五四”運動諸多特征的分析,不難發現,“五四”絕非一場單純的政治運動,其意義也非單獨的思想文化乃至社會運動所能概括,但“五四”確又是對政治、文化和社會變革進行全面反思和力圖把這種思想嘗試付諸行動的長期歷史過程。“五四”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在于,我們抉取了其中任何一個片段都不足以窺其全豹。過去的正統史觀把“五四”僅僅視為一種民族主義的抗議表現,或是中國共產黨爭取統治合法化地位的開端和前奏,顯然有過度意識形態化的嫌疑,但自由主義史觀借助“啟蒙———反啟蒙”的敘述框架,把“五四”視為個人主義覺醒的思想培養基,以“個人主義”的張揚和自我的發現來對抗政治史敘事,甚至把“個人主義”的難以實現,歸咎于“五四”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并把“反傳統主義”當做“五四”陷入啟蒙悲劇命運的罪魁。此觀點雖影響甚大,也頗具啟發,卻似乎從另外一個角度過度窄化了“五四”的豐富意義。特別是“后五四”時期出現的“社會革命”風潮由于“新啟蒙”觀點有意規避正統政治史敘事的緣故,被長期摒除出了研究的視野,就更令人感到遺憾。本文的目的是接續對“后五四”時期發生的社會革命意義的解讀,以彰顯被“新啟蒙”敘事遮蔽的另一層歷史真相。“社會”無疑是“五四”后期居于中心地位的關鍵詞。各家的理解紛紜難辨,莫衷一是,但對“社會”觀念的闡釋和如何把“社會變革”付諸實踐,確實是檢驗“五四”知識人是否只具備某種思想能力還是真正具有行動能力的分水嶺。“五四”時期的社會主義者早年大多數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但并不排斥政治動員和戒律約束對革命群體的規訓作用,也不排斥運用階級斗爭等實現革命的暴力手段,這種手段也是自由主義者所詬病的。我們在此并不想在革命手段的采用上明辨是非,而是更注意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者對“社會”的認知態度和改造程序之效果如何。一些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同樣意識到,現代官僚機構和教育體制對人性具有壓抑作用,比如毛XX畢生都在批判現代學校與社會的隔閡不通,一生都想實現“社會”與“學校”相通相融的夢想。“五四”前后,毛XX曾親自試辦自修大學、夜校、新式私塾等機構進行教育試驗。1949年以后的教育改革,在學校里增加了務農務工課程,直至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均成為毛XX持續打通學校與社會之隔閡的不懈嘗試。問題在于,毛XX的教育改革方略是建立在科舉制的廢墟之上的。在我看來,科舉制實際上是一個溝通上層體制與底層社會的篩選機制,一部分成績優秀者如舉人、進士被提升到官僚階層執掌上層政治事務,另一部分秀才、貢生等則被沉淀到基層組織網絡中擔當民間協調人。這兩部分人又分別承擔國家的行政和地方自治事務,上層以官僚行政機構為依托完成職責,下層則以宗族等組織為基礎行使職權,依附在宗族系統之上的所謂“士紳階層”,就像一條基層組織的輸血管,通過科舉功名的認同網絡相互連接起來,構成一種上下循環的良性系統。最為重要的是,中國鄉土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人才相對均勻地散布在地方上,成為基層建設的支撐力量。費孝通和潘光旦先生曾分析過915個清代貢生、舉人和進士的出身,發現52.5%出自城市,41.16%出身自鄉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鄉之間的市鎮。這些數字說明科舉制的運轉把大部分的人才都留在了鄉村。這些人物中父親已有功名的和父親沒有功名的比例,城鄉雙方幾乎相等;城方是68:32,鄉方是64:36.(費孝通:《鄉土重建》,《費孝通文集》第四卷,頁356-357)。說明士紳即使躍登龍門后也多能返本歸根,回到地方效力,再繼續培養人才。科舉實際上不僅為官僚系統提供人才,還通過循環作育的環節,為草根社會籌備人才。所以費孝通認為中國士大夫對于地方事業的負責程度比任何其他國家的中間階級為甚。清朝滅亡后,科舉制隨之被遺棄,輸血管被強行阻塞,這套上下貫通的循環系統也隨之不復存在,不過在辛亥革命之后,盡管科舉制被取消,但基層系統的大部分組織,至少在形式方面尚保存完好,沒有完全遭到破壞,也就是說作為“社會”的根基,其能否生存還有轉圜的余地。關鍵問題在于,地方組織如宗族作為輸血樞紐的地位能否得以保留,成為社會變革是否合理的關鍵。然而歷史卻走向了反面,在基層起著運轉樞紐作用的家族體系,在“五四”時期被一致視為攻伐的對象,從無政府主義者的“家族有罪論”到社會主義者如毛XX的“四大枷鎖”論,都把家族列為妨害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最大障礙。“社會革命”一度成為“家庭革命”的同義詞,在狂飆突起的社會革命浪潮中,“家族”、“宗族”以及士紳階層等等都是首先被掃除的對象。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對待鄉村傳統的態度上是一致的,國民政府致力于“上層政治改革”,對基層網絡包括士紳社會關系抱有維持現狀的態度,然而基層社會以士紳為治理細胞的組織結構在現代化的沖擊下趨于崩壞,幾乎無法修復。面對此困境,中國共產黨則主張依靠發動基層民眾,徹底舍棄傳統鄉村權力骨架,實現社會變革。這就等于徹底摧毀了士紳作為基層文化承載者的角色,卻又缺乏合適的替代者。毛XX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試圖通過號召和強迫城市知識青年向鄉村流動的辦法,彌補基層社會在“士紳階級”消失后缺少文化資源的窘境,這種強行輸血的方法是不得已而為之,只有短暫輸血的效應而無造血的能力。他沒有意識到,城市知識青年所接受的現代學校教育,是西方式的專門化教育,與基層的傳統教育毫無關聯。他的構想是一方面通過城市向農村進行政治輸血,另一方面又想通過上山下鄉運動使城市知識階層擁有日常勞動的特征,但卻因無法與鄉村傳統進行有效銜接而歸于失敗。由此我們可知,把個人主義覺醒概括為五四“新啟蒙”思想的神髓固然有其道理,但如果以個人覺醒的程度為唯一標準,并以此自由主義的態度衡量“后五四”時期的政治救亡和社會革命,甚至進而認為這些變革是對“新啟蒙”運動的壓抑,似乎也容易導致另一種認知偏頗,那就是對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運動所帶來的變化視而不見。我并非認為這些運動的效果都是正面的,也并非是想為“后五四”時期所有政治和社會變革所付出的各種代價作辯護,只是想表達自己的一種愿望,那就是“五四”研究應該在更加豐富的認識框架中加以展開,而不要限制了自己的探索視野。(本文有刪節,全文可參閱《開放時代》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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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頤:因為“五四”雷頤,五四雷頤:因為“五四”雷頤【該文章閱讀量:247次】【字號:大中小】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歷史、思想史的影響既深且遠,對新文化運動親歷者的影響,更不待言,胡適、聞一多都是身在其中的人物,在是否堅持“五四精神”、是否堅持新文化運動一些基本理念上曾與國民黨嚴重沖突。在這種觀念沖突中,國民黨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胡、聞二人的觀點及最后不同的政治選擇,都引人深思。上世紀20年代后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黨大力推行“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黨化教育”和“黨化統治”。對此,胡適公開激烈表示反對。1929年在他參與創辦的《新月》雜志上,從4月到6月連續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么時候才可以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等系列文章,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作了猛烈抨擊。這些文章認為,侵犯言論自由、公民財產的最大非法者是政府機關和國民黨黨部機關,中國的進步要民主、法治、憲政。他尖銳指出:“無論什么人,只需貼上‘反動分子’、‘土豪劣紳’、‘反革命’、‘共黨嫌疑’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的保障。”他舉例說,安徽大學的劉文典因為當面頂撞了蔣介石被拘禁了一些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拆,這是人治,不是法治。”他甚至批評孫中山后來只講軍政訓政,不講憲政,并從哲學上質疑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胡適及《新月》發表的其他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文章,使國民黨大為震怒,從8月上旬開始,發動一切宣傳機器進行反攻,對《新月》和胡適進行全面圍剿。在輿論攻擊、文化圍剿的同時,更有嚴厲的政治迫害。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8月24日做出決議,呈請中央執委會咨文國府,令教育部將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撤職懲辦,北平、天津、江蘇、青島、南京等省市黨部紛紛響應,要求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甚至要求逮捕“法辦”。10月4日,教育部發出“訓令”,警告胡適。北平的新月書店被查封,店員被抓,一千多份新出的《新月》雜志被沒收……面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胡適立即寫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篇長文在《新月》發表,力圖分析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思想原因。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認為“從新文化運動者的立場”來看,不能不說國民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因為,“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準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準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一個負責任的學者說幾句負責任的話,討論一個中國國民應該討論的問題,便惹起了五六個省市黨部出來呈請政府通緝他,革掉他的校長,嚴辦他,剝奪他的公權!”“所以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他進一步說:“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于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國民黨至今還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還在那里高談‘王道’和‘精神文明’!還在那里提倡‘國術’和‘打擂臺’!祀孔廢止了,但兩個軍人(魯滌平、何鍵)的一道電報便可叫國民政府馬上恢復孔子紀念日。”“所以在對文化問題的態度上,我們也不能不說國民黨是反動的。”他的結論是:“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干燈草盡之時。”如果國民黨拒不接受批評,仍堅持與新文化運動相反的種種做法,“那么,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謚號的。”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及第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使胡適與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亡國之禍已迫在眉睫,中國迫切需要團結、需要政府的權威,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治態度發生變化,從“體制外”的尖銳批評者漸漸變為“體制內”的溫和批評者和“建言”者,以國民黨的“諍友”自居,政治立場開始有變。但胡適對國民黨仍時有批評,對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仍無變化。1935年5月,他又寫了《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一文,強調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嘆:“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因為“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產出的政治哲學是所謂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而國難當頭,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個性解放、個人主義受到批判和抵制。但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是“健全的個人主義”,而“健全的個人主義”有兩個基本點:第一是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第二是要形成自由獨立的人格。他從社會進步、革命成功的角度為新文化運動辯護:“思想的轉變是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條件之下個人不斷地努力的產兒。個人沒有自由,思想又何從轉變,社會又何從進步,革命又何從成功?”但是,在當時中國,這種政治哲學的確勢單力薄,難成“氣候”。1937年抗戰爆發,胡適感到對國家更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于1938年秋出任駐美大使,盡力促美對日作戰。就這樣,他雖然一直未入國民黨,且對國民黨深有不滿,但與國民黨的關系卻一步步加深。晚年,他對“新文化運動”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擾”頗有微辭,對“新文化運動”依然贊賞有加,并因堅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對蔣介石不尊重“約法”一再地連任“總統”而與國民黨當局又起激烈沖突,國民黨發起了對他的批判運動。他曾在眾人之前反駁蔣介石認為忠信悌孝、禮義廉恥是中國特有的道德,強調“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令蔣大為惱火。在逝世前不久,在其所作的《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演講中,他仍堅持“五四”時的觀點,反對“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說法,強調西方近代科學新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這又在臺灣引起了對他的新一輪批判,及至他身后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論戰……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老師輩”,聞一多則是受其浸淫的“學生輩”,但對新文化理念的堅守,則同樣堅決。眾所周知,“拍案而起”的聞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15日倒在國民黨特務的子彈下。但就在幾年之前,他還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對共產黨抱敵視態度。由親蔣反共突轉為擁共反蔣,變化如此之大,自有種種復雜的社會和個人原因,但國民黨對五四精神、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也是他政治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清華和外國留學讀書時,深受國家主義、漸進改良主義影響的聞一多對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思想十分反感,認為它是只破壞不建設。西安事變爆發時,清華大學的教授幾乎一致反對、譴責張學良,聞一多的態度更為鮮明。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被推舉為起草電報與宣言的七人委員會成員。在《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中,他們憤怒譴責張學良說:“同仁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話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許你們妄加傷害!”直到1940年代初,聞一多仍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國民黨雖有種種不滿,但基本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書中內容給聞一多強烈的刺激。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認為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之中做了外國文化的奴隸了”,尤其是“五四以后,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其流風之所至,一般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爭,不僅不切于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他認為,西方歷史上有皇權專制,而中國則相反,不僅歷史上從無皇權專制,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無論在戰時或在戰后,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揚八德、四維等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今后立國的基礎。一向信仰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聞一多,確實無法接受這些觀點。他這樣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聯大八年》第4頁)這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對共產黨由反感而同情,由同情而支持。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聞一多的轉變是迅猛徹底的。為了維護五四精神,爭自由、爭民主,于1944年夏在羅隆基、吳?的介紹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將來一定請求加入共產黨。最后,為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種種因緣使胡適、聞一多二人最終的政治選擇完全不同,但他們對五四精神和新文化運動的基本觀點、理念的情感、堅守、維護卻相當一致,確耐人尋味。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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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無路想回頭——五四運動散論五四運動眼前無路想回頭——五四運動散論五四運動90年的紀念日快到了,紀念的文章多了起來。這個問題近來一段時間也常常在我心頭縈繞,于是把余英時的書拿出來,把他關于五四的那幾篇文章重讀了一遍。同時,過去讀過的李澤厚、林毓生等觀點也在腦海里“折騰”。碰見別人在網上的議論,也駐足讀一讀。我在想:五四究竟是一件什么樣的事件?為什么今天人們還不能忘掉它?比如,同是華人,五四運動在臺灣和香港是否也像在大陸這樣具有豐富的現實含義呢?等等,等等!首先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紀念五四運動?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五四運動對于大陸的知識分子是一件無奈的傷心事,因此,永遠無法釋懷和忘記。為什么傷心呢?因為那是一場轟轟烈烈、如火如荼的運動,但是當初的目標卻大多沒有實現。比如,科學和民主,“民主”已經漸行漸遠,“科學”也沒有成為人文教條。比如,啟蒙運動,都快100年了,思想狀況甚至回到了義和團時代,連洋務運動的見識都不及。還有,新文化運動被意識形態徹底腰斬,文化淪為婢女;反封建一度淪為反文明,留下了集權,卻毀掉歷史。五四運動只剩一個成果——外國列強退出大陸,但也帶走了西方的制度文明及其他。五四運動可謂群星燦爛,風流百年,但是對于社會現實卻幾乎一無所成,種種的遺憾和憤懣倒是成就了這場運動的長久影響力——大陸的知識分子年年觸景生情,借題發揮。問題是現在這場運動除了具有被紀念的意義外,還有沒有別的意義?對此我想當悲觀:五四運動的現實價值幾乎為零。一個原因是已經沒有一個其誠信足以作為精神領導的精英階層(零星的知識分子有,但是作為一個階層不存在)。知識和學術的商業化把知識階層的精英意識徹底顛覆,他們要么依附權貴,要么充當個體騙子,對于作為社會精英應該堅持的道義和信仰沒有任何擔當。另一個原因是底層大眾被反復欺騙、侮辱和洗腦,以致他們徹底醒悟的結果就是放棄對常識和理性的任何堅守,或者淪為嘯叫山林的綠林,或者淪為等著吃血饅頭的愚民!結果,真正的精英(或者知識分子)在民間無處容身!第二個問題是:五四運動包含著怎樣的歷史和現實主題。歷史上的五四運動是個廣義的概念,不管采取什么名目,但是都要歸結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圍繞這個現實軸心,新文化運動要解決國民性問題,五四愛國運動要解決民族獨立問題,啟蒙運動要解決思想上的近代化問題,等等。那么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呢?對此,當時社會各界各有分歧。驅逐韃虜?科學和民主?理性和寬容?反帝反封建?復興東方文明?消滅蔣家王朝?從縱的方面看,各個時期各有不同,從橫的方面看,各個門派各有堅持。但是,當時是一個軍閥社會,不是一個市民社會,最后的決定權不在民間,也不在知識精英,而是在槍桿子里面。這就是五四運動的悲劇——南轅北轍,種瓜得豆!五四運動的現實主題是什么呢?這也有一個縱向的變化和橫向上的不同觀點。比如,上個世紀70年代,是沖破思想禁錮,反抗人身迫害,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獲得成功。上個世紀80年代是思想啟蒙,但是,受到現實問題的刺激,走向了激進的民主運動,結果釀成悲劇。上個世紀90年代五四運動的主題被GDP的增長徹底埋沒,無聲無息。到了新世紀第一個10年之末,階級矛盾加速激化,社會內部徹底腐化,經濟增長已經無法解決,或者緩和社會矛盾,甚至相反,成了社會矛盾產生的根源。這時體制問題成了或者可以解決問題的最后途徑。恰逢五四運動90周年,五四運動的現實主題自然要有所呈現,但是是轉向那一面呢?目前,中國面臨著和90年前同樣的問題,那個時候是救亡和啟蒙的選擇,現在是改良和革命的問題。這樣就引出第三個問題:五四運動的現實主題如何選擇的問題。90年前啟蒙讓位于救亡,接著五四運動讓位于武力爭權。今天如何選擇?以什么方式選擇?如果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有一個爭論的平臺,知識分子倒是有希望主導選擇,憲政和民主,即改良,可以成為一個路徑。這樣100年之后,中國重新回歸五四運動的正道。但是,這種選擇的可能性正在降低以至破滅。之后的選擇就由兩個極端來主導,最大多數的民眾和最少數的權貴。如果權貴堅決選擇“絕不”,民眾就會選擇革命,革命不能實現,就是恐怖。這是最可怕的結局。如果權貴選擇退讓和立憲(真正的憲政),民眾也可能選擇革命,但是這時權貴的選擇可以得到知識分子的支持,知識分子居間或可舒緩民間的激烈情緒,革命很有可能避免。此時,最終能否成功取決于權貴的誠意。權貴如果以退讓和立憲為欺騙,知識分子可能加入革命,社會徹底瓦解,動蕩時期真正到來。如我前面所說,五四運動的現實意義為零。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文化情節,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希望有所貢獻于社會國家的一個出路,這種思想源于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天下意識,甚至是儒家修、齊、治、平的理念。五四運動反傳統、反封建,但是最終沒有走出5000年的歷史圈圈(這正是傳統和現代結合而新生的希望所在)。可惜的是即使這種作為傳統文化意義的五四運動在中國也只有思想史的意義,因為,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傳統、甚至士大夫傳統在中國統統被剪滅了,真正的知識分子在當下的中國連容身之處都難以覓得,更何談用自己的思想影響大眾,或者領導大眾!90年前,知識分子沒有選擇權,但是有話語權,今天仍然沒有選擇權,但連話語權也沒有了。五四運動90年,應該紀念的不止是那一場運動所包含的主題,還有那一代在天際消失的知識分子的背影。我在本文的開頭說:對于臺灣和香港,五四運動是否還有什么現實意義呢?我以為對于一個現代國家(或地區),五四運動是一個過去時,它就是一個歷史事件,僅僅具有思想史的意義,沒有什么現實價值,知識分子也沒有必要年年觸景生情,次次借題發揮。其實,大陸知識分子視野中五四運動的現實意義是虛幻的,歷史已經沒有回頭路,所謂五四精神只不過是極少數知識分子的懷舊意識在作祟罷了,即便說這是知識分子被邊緣化的孤鴻哀鳴也豪不為過。中國以后即使實現民主和憲政也肯定與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等等無關,而或者可能與哪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神明有關,那么,我們就此忘掉五四運動,等著天佑中華,偶降祥瑞吧!如果你不幸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好躲進書齋,把五四運動作為思想史來進行理性和誠實的挖掘,學術和思想離現實越遠,就可能對民眾和政治的影響越大!說明:余英時先生對新文化運動和啟蒙運動做了精確界定,講得非常好,對本人影響至深。李澤厚和林毓生的觀點對本人也有所啟發。此外,黎明先生的網絡文章(《為什么中國人必須徹底反傳統?》)講到繼續反傳統的問題,本人深以為是。還有許多人的文章和觀點都對本人觀點提供了參考,在此不一一列舉。200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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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真實的“五四”五四回到真實的“五四”“五四”那年的中國社會圖景90年來,對于“五四”的紀念與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識形態的論爭,極少有學者愿意從社會層面去認知那個時代的精神遺存。原本內蘊豐厚,值得再三解讀的所謂“五四精神”,多年以來,被簡略在愛國與賣國的二元表達之間。“五四”不僅僅是德先生、賽先生、費小姐的粉墨登場,“五四”也不僅僅是一曲簡單的愛國主義贊歌。“五四”之復雜,如同一個熱鬧的舞臺,也如同一個各種新思潮和新主義的試驗地。文學革命、學生運動、罷市罷工、抵制日貨以及新式知識分子的種種社會和政治活動,使“五四”之年成為一個意蘊豐富的歷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現出來的種種話題,至今仍有歷史回響。真實的社會生活是參差不齊的,一個時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真正深入到社會的不同肌理,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基于這樣的認識,《中國新聞周刊》試圖從具體而微的角度,選取那個年代的一些社會新聞,用我們的視角,展現那不大為人所關注的另一種社會圖景,還原一個更為真切的“五四”。專題相關:五四之幕如何開啟?趙家樓上空的火光李超之死:演變成學界的公共事件一個“小販”的非正常死亡被格外照顧的人力車夫周作人,夢斷“新村主義”回到真實的“五四”回到真實的“五四”一個時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進入到社會的不同層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文/傅國涌長期以來,人們對于“五四”的認識,大多都是從政治史出發,或者是從思想史出發的,很少從社會層面去認識那個時代,了解那個時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況,和他們的所思所想,他們的追求,從而展開一幅幅更逼近歷史原貌的畫面。一個時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進入到社會的不同層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總是一種宏大的敘事,思想史重視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觀念,它們都具有極強的選擇性,如同一個篩子,常常把許多活的細節過濾了,變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條的知識。而真實的社會生活常常是參差不齊的,如同一棵沒有被修剪過的樹,枝條交錯,往不同的方向生長,然后枝上滿是葉子,每一片葉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態去承受陽光和風雨。一句話,歷史的原貌要更加豐富,更加多樣,呈現出更多的不規范。歷史不是紙上寫成的,歷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是在“五四”那樣一個大時代,許多不同的側面都值得我們去關注,那原本是一個有著無數的不確定性、無數的可能性的時代。“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開放性,眾聲喧嘩,沒有權威,否定偶像,各種思潮、價值相互沖撞,相互融合,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生機和活力,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人,很少有唯唯諾諾的,都是有棱有角的。“五四”的中國誠然是一個很不完美的社會,否則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這一幕幕鬧劇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場,這些鬧劇背后都有深層的社會原因。一個沒有經歷過啟蒙運動洗禮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趕下了龍廷,也沒有在一夜之間獲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權的終結,舊權威的消解,迎來了一個可以獨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時代。以往,在談論“五四”時我們常常聽到個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這些說法。這些說法都沒有錯,以《新青年》《新潮》這些新銳期刊和一些報紙副刊為平臺,年輕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過了傳統的藩籬,熱烈地擁抱來自西方的林林總總的新思潮、新主義,向往一種全新的精神生活。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斷有北大向女生開放、女青年進入銀行和百貨業等新聞出現,一方面貞操問題成為知識分子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女性為反抗包辦婚姻而自殺的消息也時有所聞,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1919年11月湖南長沙的趙五貞自殺,青年毛XX就在當地的《大公報》《女界鐘》等媒體連續發表了十篇評論,為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大聲疾呼,甚至喊出了“趙女士萬歲”的口號。這些解放的后面,本質的解放應該是社會解放。只有社會解放了,個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為空話。而社會的自我解放也意味著每個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個救世主來為你做主,來解放你。這應該是“五四”的核心命題,德先生、賽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這些討論都是社會自我解放的一部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五四”已出現了公民社會的雛形,經過晚清以來幾代人的努力,從王權的枷鎖下漸漸掙脫出來的社會已擁有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也是從臣民向公民轉型的一代,他們的公民意識,社會責任感,比如對弱勢群體的關切,應該放在對國家命運的這個大尺度上來看待。在當時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曾這樣說:“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作為一個新興的階層,“五四”時代引領社會潮流的知識分子,和另一個幾乎同時出現的實業家階層,如同歷史的兩個輪子,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正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社會解放不僅僅是通過知識獲得解放,也是通過經濟的發展獲得解放。以往我們對“五四”的認識有個誤區,以為“五四”不強調私有產權,其實,那個時代的人們擁有創辦私有企業、銀行的權利,有從事商業、追求財富的權利。不少實業家在致力于發展自己企業的同時,一樣關心社會,熱衷公益。榮氏兄弟有一句名言,“愛國之心,未敢后人”。一個典型的案例,美國留學回來的實業家穆藕初,1920年做出一個決定,要拿出一筆巨款,以民間方式設立基金會,委托蔡元培(胡適、蔣夢麟、陶孟和這些人去輔助)在北大學生當中物色候選人,資助他們去歐美留學,最后選出的人包括羅家倫、段錫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人,后來又加了一個江紹原。6個學生回國后在學術上都有建樹。這完全是一個實業家發自內心的無償捐助,不求任何回報,但這些受惠的學生永遠都忘不了,在抗戰時期他們曾設立一個穆藕初獎學金。在“五四”學生運動激蕩的背后,正是有著社會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聞界,離不開實業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開的“國是會議”,就是由上海總商會與江蘇省教育會聯手推動,那個時候具有相當自主性的兩大階層,已成為社會的支柱,軍閥占據政治舞臺的中心,他們則在社會舞臺上做自己的努力,國家與社會相當程度上的分離,社會才會產生自己獨立的意愿。這是“五四”之所以成為“五四”的根本原因。★編后:“五四”時代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晚清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歷史變革孕育出來的,這一時期,風云際會,西方各種社會思潮蜂擁而至,廣為流傳:胡適宣傳的實用主義,梁啟超、張東蓀宣傳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劉師復、黃凌霜等宣傳的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周作人宣傳的新村主義;王光祈宣傳的工讀主義;陳獨秀、李大釗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等等。在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空間里,各種思潮的爭論與碰撞迎來了一段思想解放的時光,如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爭論、關于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的爭論、反對無政府主義的論戰、新文化運動、東西文化的論爭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其中,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規模空前,影響深遠,爭論的根本是中國的發展前途。經過論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人物堅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信心。1920年8月,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在各地成立;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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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幕如何開啟?五四五四之幕如何開啟?后人給“五四運動”賦予的意義越多,那場運動在今天看起來就越發地面目模糊。“五四運動”并非一個孤立的學生運動,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后人給“五四運動”賦予的意義越多,那場運動在今天看起來就越發地面目模糊。沿時間向度向前追溯90年,1919年5月4日發生的事情,遠沒有如今天這般排列得如此清楚,也許并沒有承載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義。人們常常習慣于把某個時間的節點作為劃時代的標志,卻忽略歷史的延續性。比如看一看民國初建之時的政要名單就會發現,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張勛、張作霖等等,無一不是晚清政局中的要角。同樣,五四運動也并非一個孤立的學生運動,有自己的前因后果。在這樣的語境之下,探討五四之幕如何開啟,才顯得順理成章。1得從“二十一條”說起。1915年1月18日,一個陰暗寒冷的傍晚,違反正常的外交途徑,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與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私人會晤之時,提交了幾頁紙寫文件,文件用紙上,印有兵艦和機關槍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凱:要“絕對保密,否則要負一切嚴重后果之責”。文件內容,便是對中國人自尊心傷害超過任何堅船利炮的“二十一條”。按照條約,中國幾乎盡在日本掌控之中。袁世凱意識到非同小可,當天晚上隨即召集國務卿徐世昌、外交總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陸軍總長段祺瑞、稅務督辦梁士詒,商量日本要求。經過了4天的連續會議,這些習慣于舞槍弄棒的軍閥和官員,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決定利用新聞界來爭取道義上的支持。24日,美使芮恩施通過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條”大概。同一天,北京的報紙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中國政府想利用外國的設想未能實現,那些外國人關心的只是本國在中國的利益。但是中國的公眾輿論在這一時期第一次有了發言的機會,知識分子通過報刊所表達出來的民族屈辱感的心聲,全國上下到處可聞。日置益在與新任外交總長陸徵祥第三次會見時,責備中國政府一反慣例,不但不壓制輿論,反而利用這種輿論。陸對這種指責的回答是:“現在已不再是滿洲人統治的時代了,中國人已經享有新聞自由。”這當然是謊話,只是用來作為對付日本人的理由,只是看上去是冠冕堂皇的。中國國民抵制日貨的行動也在那個時期蓬勃發展起來。政府雖然迫于日本的壓力,屢下禁令,但是屢禁不止。這一運動一直延續到4年之后的五四運動,并且引發了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一場最后對簿公堂的商戰。建立于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近代出版的先驅,從建立之初便一直有日本股份。在當時的形勢下,商務為了自己的形象,于1919年1月14日在《申報》刊出廣告,申明“已將外國人股份全數收回”。但中華書局在進行宣傳時,一方面強調自己是純正的華商股份,一方面指摘商務含有日本股份。一時間,商務和中華兩家出版大鱷之間,劍拔弩張,是為這大時代背景中的小插曲。袁世凱政府雖然力圖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壓力。5月7日,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國政府5月9日6時之前做出答復。8日,袁世凱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總長召開會議,決定接受日本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會日置益,承認日本的最后通牒。5月7日和9日,很快就被命名為“國恥紀念日”。之后五四運動的兩個口號:“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在此時已經埋下了伏筆。而在這一時期負責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三個官員:章宗祥、曹汝霖、陸徵祥,則成了幾年之后學生運動的矛頭所指。2“二十一條”的消息迅速傳到了國外。《中國學生月刊》——當時留美學生的聲音主要通過這個雜志傳達出來,在這份雜志的3月號上,幾乎用了所有的篇幅來討論“二十一條”。中國留學生群情激奮,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論說的那樣:“我們必須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動,如果有必要的話不惜犧牲性命。……中國需要人才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為迫切……因而我們的職責十分明確:返回祖國!”甚至有些學生想在暑假期間到美國軍部主辦的軍事營地去受訓。胡適沒有跟隨這種潮流,他那時候正擔任《中國學生月刊》的編輯。胡適寫了一封《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號召大家保持“愛國的清醒頭腦”。胡適說,作為學生,當時的任務“就是讀書”“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這個危機以后——我們深信她必能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胡適甚至說:“或者,如果必要的話,去使她從死亡里復活過來。”胡適給自己招來一片罵聲。立刻有文章反駁胡適的建議不是什么“愛國的清醒”,而是“不愛國的糊涂”。胡適身邊的同學更加直接地給了他一個稱呼:“賣國賊”。但是胡適對自己的判斷充滿信心。半年后,胡適寫道:“新潮之來不可止”,預言即將到來的文學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則做了這場革命的領導者。“二十一條”簽訂之后,在留學生歸國的熱潮當中,因為參與反袁“二次革命”失敗,流亡到日本的陳獨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月15日,他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后來改名為《新青年》。在那篇膾炙人口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中,陳獨秀給當時的青年們提出了6條行為原則: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這份雜志讓遠在美國的胡適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關于文學革命的想法寄給了陳獨秀。然后,以《文學改良芻議》的標題發表在《新青年》上,誰也沒有想到,這篇語氣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個時代掀起了巨浪狂風,成為白話文運動的第一炮。不過,正像陳獨秀后來總結的那樣:(胡)態度太平和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了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其時,陳獨秀的主要活動還主要集中在上海。國內外新知識分子的頭面人物如吳稚暉、胡適、李大釗、劉半農等人之間的聯系還不是十分密切。這一切,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之后才有了改變。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把陳獨秀拉進了北大的陣營,胡適也“如今我們回來了”。在進入北大之前,陳獨秀已經和易白沙、吳虞等人形成了反儒教的觀點,并且把自己的信條歸結成兩條:德先生和賽先生。蔡元培擔綱北大之后,北大呈現出了新氣象。1918年冬天,一幫既有新思想又有活動能力的學生創辦了一份《新潮》雜志。那幫學生,如羅家倫、傅斯年等人,后來大多數成了五四運動的帶頭人。3很多人驚訝于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對于北大大刀闊斧的改革,每一項措施幾乎都是一步到位。這跟蔡元培的資歷有很大的關系,不過,即使蔡元培這樣的老資歷,也存在壓力。他的壓力來自保守主義陣營。林紓是當時保守派最有影響的代表。林紓雖然不懂英文,但是憑借助手的幫助,翻譯了大量的歐美小說,《茶花女》是其中最有影響的一部,“可憐一部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但是林紓對于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與其說主動出擊,倒不如說是被動應戰。新文化陣營中的人們干勁十足,但是覺得缺少關注。他們需要一個靶子。林紓被他們選中。1918年3月15日,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舊派文人的口吻寫了一封致《新青年》編者的信,信中對林紓充滿褒揚之辭,并對《新青年》做出批評。隨后,劉半農對此信做出答復,逐一反駁,極盡刻薄。林紓開始還手。1919年2月和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發表兩篇短篇小說,影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其中的一篇《荊生》,被寫入歷史教材。林紓從此成了反面人物。不過,林紓后來在報紙撰文,承認那兩篇故事具有侮辱性,并向蔡元培等人道歉。這種態度受到了新文化陣營中陳獨秀的贊揚。1919年3月18日,林紓還給蔡元培寫過一封后來廣為人知的信,指責北大“覆孔孟、鏟倫常”。同一天,蔡元培給林紓回了一封長信,后來被人廣泛征引。在那封信中,蔡元培說:“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但是縱覽蔡元培回信的原文就會發現,即使是蔡元培,在面對舊陣營指責的時候,也有閃爍其詞的地方。比如他否認或縮小新文化運動的教授們所提倡的東西。對此,周策縱先生在其名著《五四運動》中分析:在那種環境下,即在落后的軍閥政府統治下和在保守勢力大規模的進攻面前,蔡的答復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大學免受政府的干涉。4一個林紓不會讓蔡元培產生如此的顧慮。讓蔡元培感受到壓力的,是當時林紓所代表的保守勢力。早在民國初造之時,許多出身于清室的軍政要人即使在進入民國體制之后,仍然公開表示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絕廢除頂戴,自稱為都督兼巡撫部院;甘肅都督趙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辮子,還禁止他屬下的人民剪掉辮子;馮國璋任禁衛軍軍統時,因恐“兩宮觸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懸掛國旗;最有名的,當屬張勛的辮子軍……如此等等。1914年,社會上帝制復辟的氣息空前濃厚。當時,兩種不同的帝制派同時出現,一種是主張擁戴袁世凱做新皇帝的袁黨,另一種則是主張清朝復辟的前清遺老。袁世凱對于這種復辟的主張采取了縱容態度。對于袁世凱稱帝最積極的,是他的兒子袁克定和以楊度為首的“籌安六君子”。1915年初,梁啟超收到袁克定的請帖,請他到湯山參加春宴。梁啟超到達之后,發現只有主人和楊度一個客人在場,不免感到驚訝。袁克定對此的解釋是:“今天沒有邀請外客,我們好隨便聊天。”進入話題之后,袁克定似有意又似無意地問梁:“進來輿論都說共和制度不適合國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見?”這一問來得突然,讓梁啟超感覺到了袁氏父子帝制自為的企圖,半晌才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體而很少研究國體。”6月,梁啟超到南京拜訪馮國璋,馮是同時和梁與袁來往密切的人物,梁啟超企圖通過馮國璋打探袁世凱的真實意圖。6月27日,兩人同時到了北京,馮國璋一連三次謁見袁世凱,每次談到帝制問題,袁世凱都堅決地予以否認。但是在之后的12月31日,袁世凱在各種“請愿團”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改總統府為新華宮。袁世凱終于當上了皇帝。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精英層面,共和體制已經深入人心。這種現象與底層社會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鮮明對比,正好符合余英時先生關于“大傳統”與“小傳統”相交激蕩的歷史斷論。袁世凱稱帝,開了歷史倒車。各地反袁勢力紛紛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凱為了保住自己的總統地位,不得不宣布廢除帝制。短命的洪憲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雖然保住了總統地位,但袁世凱大勢已去,6月6日,袁世凱死了,臨終前,他給自己寫了一副挽聯:“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像是為自己辯護。有好事史家認為,在當時日本對中國步步緊逼的情勢下,袁世凱帝制自為,是想通過稱帝集結中國當時散亂的權力布局,以達到與日本抗衡的目的。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總統,但是實際權力則掌握在內閣總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參謀長徐樹錚,正是林紓小說《荊生》中“偉丈夫”的原型。新思想與舊勢力,開始短兵相接了。51916年10月,寺內正毅繼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當時日本經濟正經歷著空前的戰時繁榮。其財政大臣勝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過貸款和投資的方式在中國建立經濟根基,并使中國殖民化。從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這項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西原借款”。昔日老袁,今日小段。段祺瑞與袁世凱,脫胎于同一個政治母體。在“二十一條”談判中曾經力主對日本強硬的段祺瑞,開始越來越傾向日本。從1918年的3月到5月這段時間,在得到段祺瑞的許可后,中日就《中日陸軍共同防敵協定》進行談判。根據協定,中國政府允許日本有權在北滿洲和外蒙古駐軍,允許日本使用中國的軍事地圖,為中國海軍和陸軍配備日本教官,此外日本還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權力。雖然談判是在嚴加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但是消息還是傳了出去。5月5日,中國留日學生不顧日本警察的干涉,舉行了一次集會,會上做出決議,所有留日學生5月20日集體回國。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會上,46名中國學生被日本警察逮捕,這激起了中國學生更大的憤怒。他們返回日本,聲稱條約因其軍事性質不能公開。沒有哪個歸國而來的留學生理會這個指令。少年中國學會就是在這一時期成立的。5月21日,北京許多大學,包括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政法專門學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學生,舉行了示威游行,抗議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上午9點,學生們聚集在新華門總統府的會客室前,要求會見總統。馮國璋派北京市長等人接見學生,勸說他們回校,但是沒有奏效。最后馮國璋會見了13個學生代表,并承諾不會做出違背中國利益的事情,學生們才開始散去。這次的學生代表,如段錫朋、許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學生運動的領導者。那時候,巴黎和會還沒有召開,但五四之幕已經開啟。舒緩的歷史河流,經歷了數年的醞釀,又一次迎來了激流勇進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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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五四五四永遠的五四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各種不同尋常的紀念活動紛至沓來,五四運動的新詮釋也不絕于耳。也有人批評五四運動中的缺陷,比如發生違法火燒房子等等。不論五四有多少不盡人意之處,她在我的心中,或許在曾經年輕過的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心中,已定格為一種精神,一種符號,一種榮譽,一種象征,這就是愛國、科學、民主、新文化。穿越90年的時光,回首崢嶸歲月,我們不妨捫心自問:我愛國嗎?當孫中山抱怨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他可曾注意到,專制的“麻袋”被打開后,曾被麻袋緊緊封住的億萬個“土豆”會四處流散?正是偉大的五四運動把一盤散沙、四處流散的“土豆”——億萬中國人重新聚集在愛國的新幟下。當美國總統肯尼迪大聲疾呼:不要問你的祖國為你做了什么,而要問你為祖國做過些什么,你是否想到,這個美利堅合眾國是由美國人自己締造的家園?當作家白樺輕輕地問自己:國家不愛你,你還愛她嗎?他顯然弄混了國家和政府的區別。國家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國家,是我們永恒的家園。我們不愛,誰愛?盡管它有許多瑕疵,是那么的不如意,我們仍然深愛著她——因為她是我們的祖國。愛國并不等于盲目的排外,排外并非愛國,正如競爭并不等于侵略一樣,我們要敢于競爭,在全球化過程中,為國家競爭更多的正當利益。我們也要善于合作,要與各國人民一道創造一個多贏的世界。我們也不妨自省:我科學了嗎?高歌呼吁科學90年了,還有人打著偽科學在騙人,用科學的“方法”造假、坑人,如往牛奶里摻入三聚氰胺,用敵敵畏泡制火腿,教授造假論文,假冒偽劣俯拾皆是等等。科學是求真的,當被視為社會的良知——知識分子都敢造假,你還能相信誰呢?不要忘了,科學是一種思維方式,是認知的工具,也是一種心態,講科學就是要求真務實,改變中國人“一夜暴富”的心理,要“流著汗去吃面包”。要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以犧牲環境、透支未來、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們也不妨反思:我民主了嗎?換句話說,我們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了多遠?還有多長的路要走?相比千年專制,我們的確民主多了,但離五四那一代青年人,“一二九”一代、“老三屆”一代青年人乃至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人心目中的民主還有多大的距離呢?民主是一種思維或生活方式,我們要學會“我反對甚至厭惡你的觀點,但我會用生命捍衛你發表觀點的自由”的博大思維和胸懷。民主既是激勵手段,也是我們為之奮斗的終極價值目標。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但民主是舶來品,在社會發展的某個時段上,甚至是奢侈品。民主更是一個不斷生長、不斷建設的長過程,我們要多一份理性,多一點耐性,多一份努力,多一點信心,來建設我們偉大國家的民主憲政制度。同樣,我們也不妨拷問:我新文化了嗎?我們是否兼容并蓄,在繼承古老中華文明的精華基礎上,創造出了現代中華文明?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品格,更是一個國家的底蘊。制度規則可以趨同,文化則應求同存異。在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征途中,也許任重而道遠。探索新文化、圖存救亡的五四運動的激情歲月,已漸漸遠去,它甚至消失在光怪陸離的城市及其市民的燈紅酒綠之中。但我仍然堅信,作為一種精神、一種符號、一種榮譽、一種象征,她永不褪色,永遠銘刻在世世代代中國人的心中。(原文載于《中國改革》200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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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說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京大學,新文化,漫說,五四運動漫說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京大學學生會網站錢理群來源:宣傳部 本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人們試圖對已經有二十年歷史的新文學作一個總結,編纂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的編選者均為對該領域貢獻最大的作家、批評家,如魯迅、茅盾編小說集,周作人、郁達夫編散文集,朱自清編新詩集,洪深編戲劇集,胡適編理論建設集等。而“總序”的作者,所有的人,不管他有著怎樣不同的文學、思想、政治傾向,都一致認為,非蔡元培先生莫屬。這是因為任何人都必須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是其中的主要戰線)是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為發源地的。“沒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在當時(二三十年代)已成為一種共識。但在建國以后的新文學史敘述中,蔡先生及他主持的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卻被有意淡化,至多在敘述到“林蔡之爭”時,略帶一筆。而且這種狀況直到最新出版的有關文學史著作仍未改變。——這不免使人想起魯迅當年的感慨:中國人的忘性實在太大了。但這一“忘卻”,卻會模糊了人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特有的“民間性”的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意義恰恰在于,它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廟堂走向民間、社會的開端,并且幾乎是唯一的一次影響全局的獨立的知識分子運動。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以后,建設一個統一、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實現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現代化,以趕上在現代化路程上已經先走一步的西方國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就成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夢想。但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卻經歷了長期的探索,而且這一過程至今(到世紀末)也還沒有結束。漫說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論北大魯迅早在1907年,也就是本世紀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思想,即強調“現代化”(當時稱為“近世文明”)不僅是要實現國家的富強與民主,還要“立人”,保障每一個具體的個體生命的精神自由,并且主張以“立人”作為“立國”基礎、出發點與歸宿。但魯迅這一“現代化”觀念與思路并不被大多數知識分子所接受。最有影響力的思路始終是,落后國家要趕上并超過西方國家,就必須將國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包括個人民主權利與自由),依靠國家強權與強有力的政治領袖的力量,實行最大限度的社會總動員與高度的組織化,以集中力量實現現代化。——不難看出,這一思路是貫穿本世紀的。最初的洋務運動與戊戌政變,就是企圖通過滿清國家機器的變革,重振皇權的權威(戊戌政變還希望建立光緒皇帝的個人權威),使國家逐步走向現代化道路。但已經腐敗不堪的滿清政府已無重建權威的可能,這才有了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亂,又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不惜支持袁世凱稱帝來重建權威。在以上“權威立國”的思路與努力中,知識分子始終處于依附于強權國家與個人的地位,自視國師、幕僚,不過是魯迅所說的“官的幫忙與幫閑”,并沒有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奴才地位。袁世凱稱帝,實行個人獨裁,并以孔教為國教,強化思想專制,使更多的知識分子打破對強權國家與政治(政治家)的幻想,開始尋找新的現代化思路。在此前后即有了對鼓吹“國家(民族)至上”的“國家主義”思潮的反省與批判。陳獨秀率先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怒斥當局“濫用國家威權,斂錢殺人”,指出“人民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而為野心之君……所利用”,“愛國適以誤國”,同時提出救國之道即在啟發民之“自覺心”,并見諸行動,于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面向青年,喚起“倫理之覺悟”,“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定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敬告青年》)。李大釗除在《甲寅》上發表文章為陳獨秀辯護外,也寫了《暴力與政治》等文批判“強力足以治國”的國家主義思潮,鼓吹以“愛人的精神”,“喚起其全國之自覺”的俄國式的“社會革命”。蔡元培在總結戊戌政變的教訓時,即已認識到“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入手,是不可能的”;在1914年更明確提出“既認定教育可以救世,便當斷絕政治上之迷信”。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1915年2月20日的日記里,也記下了他的英文教師的觀點:“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文學新知識皆無所附麗”,并且滿懷激情地寫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乃可恥也。我國人其洗此恥哉”,“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胡適其實是敏感到了一種已經成熟了的時代要求的。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于“大風雪中”來到北京,12月26日大總統黎元洪發布命令:“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就職,并且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一批影響一個世紀的民族精英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學,這固然是由許多具體的人事關系所促成,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標示著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選擇趨向,可以說是勢之所至。它意味著,知識分子的目光由國家(廟堂)轉向民間,由強權政治家轉向知識分子自己,由依附權勢,轉向依靠知識(科學、理性)自身的力量,通過思想啟蒙,喚起國人的自覺,自下而上地進行中國的社會變革。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造,是從根本改變教育思想、明確大學性質入手的:他在就任演說中堅定地宣布:“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同時,又建立評議會,實行教授治校。這就從觀念與組織上,根本擺脫了對國家官僚機構與官僚政治的依附與控制,實現了教育(學術、思想、文化)的真正獨立,也就是知識分子自身的獨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其目的正是要為知識分子提供自由而廣闊的精神空間,將北大改造成為民間知識分子的自由集合體。“教育指導社會,而非隨逐社會者也”,在自由、寬松的人文環境中,創造新的校園文化,并以此影響社會。應該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本世紀絕無僅有的這樣的一次嘗試。正是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建立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新的范式:這是一批體制外的知識分子,不僅從根本上走出了充當“官的幫忙、幫閑”的傳統知識分子的老路,同時也避免落入在現代商業社會中成為“商的幫忙、幫閑”與“大眾的幫忙、幫閑”的陷阱,而獲得真正的人格獨立與個體精神自由;他們永不停止對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與對精神(思想、文化、學術)的探索,因此對此岸的現實存在總不滿足,永遠對現狀持批判態度,永遠是“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這是魯迅對“北大校格”的概括,我們所說的“北大精神”所指的正是北大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提供的這樣一種精神規范。正是這些被魯迅稱作“真的知識階級”的北大人,創造了以“科學的思想與方法”、“民主與個體精神自由”、“‘重新估定價值’的懷疑主義精神”與“兼容并包的寬容精神”等為核心的新世界觀,新思維,新倫理,新方法,新的人際關系與交流方式,從而創造了新的想象力與新的創造力,并且作出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變革為突破口的文學革命作為思想啟蒙的重心的戰略選擇,同時開拓新的學術領域(如胡適的中國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吳梅的中國戲曲研究,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的研究等等),創造新的學術規范,以為文學革命、思想啟蒙提供理論、學術根據與思想資源。以上方面構成了蔡元培所主持的北大校園文化的基本內容,它通過《新青年》、《新潮》這樣的現代傳播媒體,影響整個社會,形成社會文化的新思潮,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又進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領域開始的變革推向全面的政治、社會的變革。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愛國學生運動又反過來極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學的社會聲譽與影響。一校(北京大學)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時成為時代思想、文化、學術,以至政治的中心,北京大學的教授,從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到胡適、魯迅、周作人,不僅在當時成為時代領袖人物,而且一直深刻地影響著以后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發展,影響所及,直到今天(世紀末)北大仍是中國國人心目中的“精神圣地”。李劼先生在最近發表的《北大的標新立異和清華的抱殘守闕》一文里,指出:這“意味著學校直接成為整個社會及其歷史趨勢的指導者和發言人”,“當年主宰天下的權力和暴力,在學校與刊物這樣的現代社會組織系統面前,喪失了(或許應說是‘部分地喪失了’——引者注)原有的主宰優勢,從而不得不讓主導地位落到現代社會組織手中”,“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罕見的現象,即文化不再通過權力和暴力,而是直接向歷史顯示了它的主導力量”,“社會的頭腦階層(也)不再需要暴力權威的支撐而可以獨立地承擔起自己的頭腦使命”。——我以為他的這一分析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當然,也不能忽略歷史的其他因素與另一面: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為這樣一個民間知識分子的自由集合體,并居于時代中心地位,這都是在當時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對軟弱無力的特殊情況下出現的歷史機遇,使北大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甚至有可能宣布脫離中央教育部的管轄(這正是后來魯迅給予高度評價的);而蔡元培先生個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響,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而且事實上,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造,也自始至終都承受著中央政府,以至軍閥勢力的巨大壓力,在校園內部也存在著新、舊兩派的激烈斗爭,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因此,前文所說的“獨立”與“自由”也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也正因為如此,這樣一個民間知識分子自由集合體的大學校園,僅存在于歷史的一瞬間,北洋政府,特別是后來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很快加強了對北大的控制,先是經濟上的,以后是政治與組織上的,直到取消教授治校,實行黨化教育,黨派政治直接進入與影響學校教育,無論是教師、教授,還是學生之間,都發生嚴重分化,一部分教授與畢業學生,直接進入國家權力機構,成為國家體制內的知識分子,與堅持民間立場的體制外的知識分子發生尖銳的矛盾;周作人曾發出感慨,說五四時期的北大教授是一致對外,支持學生的,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北大教授與北京的知識分子就發生了分化,一些教授竟公開當了政府的“保鏢”,所說的正是北大所發生的不可避免的分裂。以至于始終堅持民間獨立批判立場(如前文說,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的魯迅,三十年代回北京省親,北大竟然已經不能接納他了;魯迅也在1933年寫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并作出了“五四失精神”的嚴峻判斷。蔡元培開拓的那一方精神自由的天地已不復存在,像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的影響全局的民間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運動,已成為不可重復的歷史,北大的中心地位早已失去。留在人們記憶、口碑里的,每逢校慶就會被著意描述的“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早已是北大人的一個美麗的夢,一種“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的象征。——今天我們紀念北大百周年校慶與蔡元培先生誕生一百三十周年,必須清醒地意識并正視這一點。1998年3月6日寫畢于燕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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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發展的新起點五四運動,中國,起點,發展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發展的新起點 2009-04-2822:349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也是一場偉大的促進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樹立起一座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豐碑。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記者就如何認識五四運動的歷史作用這一問題,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耿云志。記者: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救亡圖存,中國人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英勇卓絕的斗爭。在不斷的斗爭過程中,中華民族也日益覺醒。五四運動是否可以看成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新開端?耿云志:五四運動正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新開端。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從清末開始形成的。那時,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為圖自救,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被激活起來。但在五四運動前,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帶有明顯的被動性。只是在被侵略、被壓迫到不得已的情況下,民族意識才有所覺醒,并采取自衛的行動。五四運動使中國人的民族覺醒進入新階段。從1917年中國加入對德、奧兩國的戰爭時起,中國人開始主動地參與國際事務,主動地為爭取民族利益而斗爭。由此,中國在戰后得以參加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議,有機會在涉及中國權益的問題上說出中國人自己的意見,而且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完全聽從列強的擺布。中國人拒絕在損害中國主權的和約上簽字,為后來爭取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而進行的斗爭留下了充分的合法性空間。在五四運動中覺醒起來的民族意識,已不再僅僅局限于自己一個國家的范圍。由于中國人主動參與世界事務,增加了對世界的了解,認識到世界各被侵略、被壓迫民族歷史命運的共同性。從此,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斗爭便與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壓迫民族的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記者:五四運動是以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運動。這場運動對于中國革命而言具有什么樣的重要意義?耿云志: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政治革命的新階段,成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的爆發,是同早幾年就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有直接關系的。一大批受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青年學生們,躍躍欲試地要把從他們老師那里學到的新思想付諸行動。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極大地刺激了他們,于是首先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的學生們起來示威游行,隨后全國各地的學生陸續加入到抗議的行列。再接著,工商業者、工人、店員、學徒乃至一些鄉村的農民也都參加到這場空前的愛國運動中來。廣大群眾的奮起,立即把一場文化運動推進到政治運動的軌道上來,新的政治革命高潮來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發生在俄國的十月革命給人以突出的印象。而在五四運動后,蘇俄政府宣布放棄沙皇時代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權利,使長期以來苦苦尋求自救出路的中國人眼前一亮。于是,許許多多熱血青年紛紛以俄國布爾什維克為榜樣,以他們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中國共產黨就在這樣的新形勢下應運而生。五四運動以后,孫中山吸收了來自蘇俄的組黨和動員群眾的一些觀念和方法,在此基礎上,加上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孫中山著手改組國民黨,使之獲得新的生機和活力。五四運動最核心的口號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外爭主權就是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壓迫,內除國賊是要鏟除國內反動軍閥及其所操控的政府官吏。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軍閥統治集團是人民求解放的主要敵人。所以,在新誕生的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中,在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的宣言中,都明確地把反對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統治集團列為自己革命的主要目標。正因為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國共兩黨有了共識,才為兩黨的合作創造了共同基礎。1924年國共合作實現,立即引導中國革命進入高潮,并很快結束了北洋軍閥的統治。記者: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運動,而且是一場促進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從促進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國傳播的角度看,五四運動具有什么樣的歷史作用?耿云志:五四運動是在之前的新文化運動準備好的條件下發生的,而五四運動又把新文化運動大大地激揚和擴展開來,使它成為中國民族文化振興和建設現代新文化的一個里程碑。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無數青年學生,不但自己找到了表達抗議的最好方式,而且有能力到社會上乃至到工廠、農村去宣傳和組織廣大民眾。因此,中國近代社會第一次出現了最廣泛的社會動員,以社會知識精英、廣大青年學生為先導,有社會各階層首先覺醒的人士積極跟進,新文化運動不僅規模擴大了,而且大大提高了民族文化現代化的自覺性。這種巨大的歷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文學革命運動成為創造新文化的利器。新文化運動首先是從文學革命切入的,而文學革命最重大的成就是白話國語的形成和廣泛應用。語言文字是一種精神生產工具,而生產工具的革新會大大解放生產力,在物質生產領域如此,在精神生產領域也是如此。白話國語的盛行,有利于推動新教育的發展,有利于打破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嚴格界限,有利于各種人群、各種文化之間的溝通和互動。所以,白話國語是一種最方便的創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這是五四運動前后一個時期文化繁榮的重要前提條件。二是新教育的迅速發展。由于白話國語的推行,再加上新的教育觀念的引進,尤其是1922年中國的新教育家們為中國制定出一個比較合乎近代標準又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的學制系統,使中國教育事業真正走上比較健全的發展軌道。從這些受過新教育的學生中,產生出大批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教育等各領域的新式領袖和骨干人才,他們成為后來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在中西文化溝通中產生了民族文化復興的自覺意識和必要的精神條件。經歷清末民初幾十年改革與革命運動的震蕩,中國人一向尊君崇儒的文化觀念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對怎樣創造現代的民族新文化,仍然充滿疑惑。到了五四時期,中國人一方面不再把中國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另一方面也逐漸減輕了清末以來形成的過分的民族自卑心理,由此造成了開放的、世界化的文化意識,使中國與世界文化良性互動局面的產生成為可能。再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個人獨立、個性解放的觀念開始被承認,這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曾有過的。人們逐漸對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有了全新理解,從此人的創造精神和創造力得到了解放。這對于中國社會的進步,對于民族文化的振興,是極其重要的精神條件。四是社會公共文化空間的進一步擴展。清末,中國開始形成社會公共文化空間。到五四時期,社會公共文化空間得到蓬勃發展。這首先是由于新教育的發展,其次是由于社會團體組織空前擴展。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社會團體,較之清末民初成倍地增加,而且大多數都提出了諸如變革人心、改造社會之類的遠大目標。這些目標看似籠統,實際上反映出組織者們有了新的覺悟。許多社會團體為宣傳自己的主張,都辦有小報或期刊,傳播媒體因此大大發展起來。至于其他公共文化設施,如公共圖書館、閱書報社、劇場戲院等等,都比以前有巨大發展。所有這些,對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對于人們之間的思想交流和催生新的思想萌芽,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記者:一些人在研究新文化運動時認為其存在某些激進主義傾向。對此應如何認識?耿云志: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并不始于新文化運動或五四運動,早在清末就已出現。如在維新運動期間,便有易鼐、樊錐等人主張一切盡從西法,以及譚嗣同的“沖決一切網羅”之說。辛亥革命時期,亦有國粹派批評的所謂“醉心歐化”等思想傾向。造成激進主義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形勢和政治運動的推動。鴉片戰爭以后,國家時時面臨被列強侵凌乃至瓜分的危險,有志救國者和一般憂時之士,多有心急如焚的感覺,以救國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而且有愈來愈激進的傾向。在新文化運動中被認為比較激進的人物,大多與政治運動特別是革命運動有密切的關系。激進主義是對長久以來的專制主義的直接批判和反對。政治上激烈的反專制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在文化運動中反映出來。新文化運動中,雖然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吳稚暉等時有激進主義的思想和言辭發表出來,但從總體上說,他們的基本主張大多還是比較理性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到,文化先覺者們起而倡導新思想、新觀念時,常常會遇到巨大阻力。因此,他們通常比較注意反對和防范來自保守主義方面的抵制,卻忽略了另一種社會現象,即盡管提倡者出于理性,但社會受眾中卻有一部分人因為自身的特殊際遇,往往把本來理性、平和的主張推向極端。這種事例是很多的。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以后,胡適、蔡元培、蔣夢麟等人已經注意到某些激進主義的傾向帶有相當的危險性,曾發表許多文章和講演批評激進主義。同時還應看到,任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些負面的現象,我們不能指望一場偉大的歷史運動只給我們收獲好東西,而沒有任何負面的東西。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開辟和奠定了近代中國發展的基本趨向,不能因為其曾經伴生了某些負面現象而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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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北洋政府鎮壓五四運動密電五四運動,密電,北洋,政府,鎮壓揭密北洋政府鎮壓五四運動密電北京國民外交協會為青島問題定五七召開國民大會電(1919年5月3日)分送各省商會、省議會、教育會、商會、暨各團體、各報館,上海、漢口商會、各報館、各團體共鑒:巴黎和會,關于山東問題,消息極緊。查日本所借口之民國四年五月廿一日(款)之約,系以威力脅迫。又民國七年九月關系膠濟鐵路之換文,順濟、高徐鐵路之草約,并非正式訂定。我國民決不認為有效。本會定于本月七日之廿一款簽字之國恥紀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園開國民大會,正式宣言并要求政府訓令專使堅持,如不能爭回國權,寧送(退)出和會,不得簽字。望各地方、各團體同日開會,以示舉國一致,并希鑒示。北京國民外交協會。江。印。(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云南特派員公署檔案)教育部嚴禁學生游行集會咨(1919年5月5日)咨第八五七號教育部為咨行事:昨日午后一時,突有本京公私立專門以上學校十三處,學生約二千人,齊集天安門外,對于青島外交問題,開會演說。繼復游行街市,麇聚趙家樓曹宅地方,紛擾滋事,實屬狂熱過度。當經本部嚴切通行直轄各校及私立專門以上各學校訓令內開:查學生在校修業期間,一切行為言論,自當束身法則之中,不得軼出規范以外,乃本日午后一時,因外交問題,本京各校學生聚集一二千人游行開會,竟至釀成事端,殊堪驚駭。本部為維持秩序,嚴整學風起見,用特切實通令各校,對于學生,當嚴盡管理之責。其有不遵約束者,應即立予開除,不得姑寬,以敦士習而重校規,仰即遵照。等因在案。相應咨行貴部,請煩查照,一體令行部轄各校可也。此咨內務總長教育總長傅增湘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五日(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江蘇教育廳奉令防范學生舉行五七紀念會密函(1919年5月6日)密啟者:奉教育部支密電開:本日京師學界有以專門以上各學校學生名義,于五月七日舉行紀念會,抗議青島外交問題情事,務望通飭各校,妥為防范,不得聚眾滋事,是為至要,特此電達等因。奉此。除電復教育部,并分函各校外,合亟函達,務希妥為防范,是為至要。專此。順頌臺綏。江蘇教育廳啟五月六日(國立中央大學檔案)大總統鎮壓北京學生愛國運動令(1919年5月6日)大總統令:本月四日,北京大學等校學生,糾眾集會,縱火傷人一案。方事之始,曾傳令京師警察廳,調派警隊,妥為防護。乃未能即時制止,以致釀成縱火傷人情事。迨經警察總監吳炳湘親往指揮,始行逮捕解散。該總監事前調度失宜,殊屬疏誤。所派出之警察人員,防范無方,有負職守。著即由該總監查取職名,呈候懲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寧,至關重要。該總監職責所在,務當督率所屬,切實防弭,以保公安。倘再有借名糾眾,擾亂秩序,不服彈壓者,著即依法逮捕懲辦,勿稍疏弛。此令。國務總理內務總長錢能訓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六日(北洋政府公報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第一一六九號)吳炳湘關于逮捕五四搗毀曹宅學生致王懷慶密電(1919年5月7日)王幫辦鑒:統密。四日,北京大學等十數學校學生二、三千人,因青島問題,在天安門前集合,擬赴各使館爭議。經派員警極力解說勸阻,旋有代表數人,赴美使館。繼赴曹潤田總長宅,其時已先飭區隊防護,卒以人眾,擁入曹宅搗毀器具,復縱火焚燒房屋十余間。章仲和公使適由曹宅出門,致被毆傷。炳湘馳往彈壓,當場捕獲三十余人,一面護送曹總長出宅,章公使人醫院。并將其余學生立時解散。被捕之學生,現已移送法庭。本日各校均照常上課。仍嚴飭所屬,加意防范,地方秩序尚無他虞。恐遠道傳聞失實,特電奉達。吳炳湘。陽。(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檔案)1919年5月7日北洋政府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報告北京大學等校學生搗毀曹宅逮捕學生致直隸幫辦軍務王懷慶密電北京國民大會協會關于山東問題決議四項電(1919年5月7日)分送各省商會、省議會、教育會、各團體、各報館,上海、漢口商會,各團體,各報館鑒:本日中央公園國民大會,政府以戒嚴命禁止,軍警森嚴,園門緊閉,無由會集。各界擁至先農壇,又被軍警攔阻。復集在商會,以人眾地狹不能容,由各界推代表二百余人,改在本會開會。全體議決四項:一、宣布取消民國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條。二、膠州、青島應由德國直接交還我國。三、膠濟及順濟、高徐鐵路換文,認為無效。四、巴黎和會如不容我主張,我專使不得簽約。并決定下星期日仍開大會,一致對付。萬一政府再行禁阻,即當改于山東、南京等處聯合各省,特開國民大會,務達對外目的。特此奉報。國民大會協會。陽。(國民黨云南省政府秘書處檔案)大總統嚴禁學生干政并將被捕學生送交法庭令(1919年5月8日)大總統令:據內務總長錢能訓轉據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呈稱: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學等十三校,學生約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陸續到天安門前齊集,議定列隊游行。先至東交民巷西口,經使館巡捕攔阻,遂至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持磚亂擲,執木毆人,兵警攔阻,均置不理。嗣將臨街后窗擊破,蜂擁而入。砸毀什物,燃燒房屋,駐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攢毆,傷勢甚重,并毆擊保安隊兵亦受有重傷,經當場拿獲滋事學生多名,由廳預審,送交法庭訊辦等語。學校之設,所以培養人材,為國家異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質性未定,自當專心學業,豈宜干涉政治,擾及公安。所有當場逮捕滋事學生應即由該廳送交法庭依法辦理。至京師為首善之區,各校學風,亟應力求整飭,著該部查明此次滋事確情,呈候核辦。并隨時認真督察,切實牖導,務使各率訓誡,勉為成材,毋負國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國務總理錢能訓司法總長朱深教育總長傅增湘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八日(北洋政府公報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第一一七二號)國務院答復南昌上海等地要求力爭青島釋放學生電(1919年5月15月)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河南、江蘇、山東、湖南、吉林各省長鑒:據南昌、杭州、福州、武昌、開封省議會,南昌、九江教育會等,南昌、上海、煙臺、常德、哈爾濱總商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先后電稱:青島問題,國權所系,乞電專使,據理力爭,萬勿簽字。并請釋放被捕學生。各等情。青島問題,已迭電陸使,設法力爭。被捕學生均經保釋,聽候法庭辦理。希即分別轉知,靜候解決,勿滋疑慮。院。刪。印。(北洋政府國務院檔案)江蘇教育廳奉令嚴防留日學生回國活動代電(1919年5月16日)醫學專門學校校長覽:奉省長咸密電開:頃接國務院問電開:準日本莊代使電開:留日學生聚眾占館,致生干涉。該學生等復舉代表梁方欽、凌炳等若干人,乘車回國,鼓動學界等因。希查照轉飭主管人員嚴密注意,務期弭患未形,是為至要等因。仰即嚴密偵防,設法消弭隨時具報。等因。奉此。查此案昨據省公署第三科長面稱:奉省長密諭囑廳密令各校注意防范等因,業經密函通知在案。奉電前因,合亟電達仰即嚴密偵防,設法消弭,并將辦理情形,隨時具報,是為至要。廳長胡。銑。印。(國立中央大學檔案)江蘇教育廳奉令為和約正在交涉嚴防學生愛國活動代電(1919年5月21日)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暨教職各員均覽:奉教育部效密電開:青島問題,政府現接陸專使電告:六日正式抗議,反對和約草案所擬辦法,會長已允列人記錄,尚可更謀修正。此時各地學生舉動,純出于愛國熱誠。惟學界人員,為國民之優秀份子,中外視線,尤所專注。務當保持秩序,共矢真誠,舉動文明,以資倡率,萬不可有妨礙邦交,排斥外人之激烈言動,致國際上多所窒礙。亟應嚴密飭知各校校長及教職各員,對于諸生剴切誥誡,妥為注意是所切盼等因。奉此。除電復教育部并分電各校遵照辦理外,合亟電知,仰即遵照部電剴切誥誡,并將防范情形隨時具報,是為至要。江蘇教育廳長胡。(竹固)。印。(國立中央大學檔案)白光本等關于北京大中學生講演團活動報告(1919年5月21日)(1)白光本等報告第三分所巡官白光本、陳世濤謹呈為呈報事:于本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時余,有第一中學學生二十余名,手持白布旗,上書講演團等字樣,進地安門往南至景山后往東。又上午十一時余,有北京中學學生八名,手持白旗,由北長街往北出地安門。又午后三時余,有法文館學生十余名,手持白旗、五色旗,出西磚門進三座門,過御河橋。又五時余,有農工專門學校學生八名,進地安門往南過御河橋。雖未演說,而有散放傳單者。經加派長警勸諭而去。又六時余,有北京大學校學生在油漆作東口演說。隨經加派長警勸諭,往南至景山后往東。理合連傳單三紙一并呈報署長員鑒察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一日(2)白瑞啟等報告第四分所巡官白瑞啟、王仁澤、李光宇謹呈為呈報事:于本月二十一日午正十二時,至下午七時,見中學及大學法文專學,又有中學學生均執旗由北長街至南長街門往來經過,在界內意欲講演,當即勸其他行,巡官帶同長警,沿途隨時照料,并無事故等情。為此呈報署長員鑒察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一日(3)陳恒泰等報告第一分所巡官陳恒泰、黃瑞祺、杜泉澂第三派出所巡長復俾耆、黃兆瑞謹呈報事:于五月二十一日午后二時余,有商業學校講演團十余人,在望橋上迤南,散放傳單,并欲演說抵制日貨。該學生團當經委長和平勸解,免講始行走去。并索取散放傳單四紙,一并遞署。等情。理合呈報署長員鑒察五月二十一日(4)陳恒泰等報告第一分所巡官陳恒泰、黃瑞祺、杜泉澂第一派出所巡長唐文浩謹呈報事:于本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余,有北京大學學生講演團第一、二組十余人,行至表章庫口外,意欲在彼講演。長警等用婉言勸諭,始行一律往北而去,并索取傳單。一并謹呈署長員鑒察五月二十一日(5)陳恒泰等報告第一分所巡官陳恒泰、黃瑞祺、杜泉澂第三派出所巡長復俾耆、黃兆瑞謹呈報事:于五月二十一日午后十二時余,有京兆第一中學校學生九名,意欲在望恩橋上講演。委長和平勸解,始行走去等情。理合呈報署長員鑒察五月二十一日(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檔案)內務部轉飭嚴禁學生干預政治訓令稿(1919年5月22日)內務部訓令令警官高等學校校長王履康案準教育部咨稱:本月十四日奉大總統令:近年以來,民智日新,人知愛國,此為吾國文化增進之征。第愛護國家,則必尊重法律,若勵學之年,質性未定,其始傳聞誤會,亦激于愛國之誠,而流弊所極,乃至破壞秩序、凌蔑法紀而不恤,甚為諸生惜之。凡茲莘莘學子,皆國民優秀之選,夙習文教,當知大義。須知綜持政綱,責任有屬,以言愛國,同此心期,惟當挽濟艱屯,端在持以鎮靜,稍涉紛擾,恐速淪前,名為愛國,適以誤國。況秩序安寧,足覘國家統治及人民自治之能力,尤必審慎維持,(跂)圖上理。自此次通令之后,京外各校學生,務各安心向學,毋得干預政治,致妨學業。在京由教育部,在外由省長督同教育廳長,隨時申明誥誡,切實約束,其有不率訓誡、糾眾滋事者,查明斥退。總期成德達材,及時效用,異日敷陳政論,共抒謨猷,是固國家無窮之望,其共勉之。等因。奉此。除令行本部直轄各學校及京師學務局、私立專門以上各校外,相應咨行貴部,請煩查照轉飭所屬各校一體遵照等因。到部。合行令仰該校長遵照轉飭可也。此令。(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內務部轉飭鎮壓學生愛國運動訓令稿(1919年5月22日)內務部訓令令警官高等學校校長王履康案準京畿警備總司令部函稱:本月十五日奉大總統令開:前因北京大學等校學生,糾眾滋事,釀成縱火傷人重案。當經令飭京師警察廳總監?[此令發布日期為1919年5月14日。],隨時力圖防弭,以保公安。近日外交經過事實,政府自必開誠宣示,俾釋群疑。惟是謠諑滋多,人心浮動,影響所及,易滋構煽。京師為根本重地,各友邦使節所在,尤應切實防衛,以期弭患銷萌。著由京畿警備總司令督同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總監、軍警督察長、京兆尹等。一律認真防護,共維秩序。遇有糾眾滋事不服彈壓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懲。其余關于保衛治安事宜,均責成該總司令等,悉心調度,妥慎辦理。至各省區地方治安,該管督軍、省長、都統,責無旁貸,并著切實籌維,勿涉疏弛,是為至要。等因。奉此。查自青島交涉發生以來,各界人士,頓生一種感觸,頗形激昂,而各校學生,尤為憤慨。愛國熱誠,原為國民朝氣,扶植不遑,詎忍遏抑。惟近日各學生等,時有集眾演說、散布傳單等情事。此種舉動,偶一為之,借以喚起一般人民之注意,或可收效一時。若長此紛壇,人心將因之不靖,展轉誤會,謠諑繁興。萬一當群情胥動之時,不良分子,攙入其中,乘機鼓煽,難保不別生事端。是外交之挽救未能,而秩序之安寧先擾,愛國初志,當不如斯。京師首都重地,中外具瞻,治安前途,所關尤巨,更宜力圖靖謐,以固本根。況各校學生,正在青年求學時代,高談政治,心志易紛,學業上將不無曠廢;即鑒于事勢,急起直追,更宜努力潛修,以科學發明為己任。庶幾學成致用,效力于國,冀挽危亡。乃徒為意氣所激,只顧目前,學術不興,國何由振,恐異日淪胥之痛,猶不止于今也。職是以言,如再因仍不改,不獨地方治安,多所影響,而所以屬望于各生者,寧不悲觀。本總司令受政府委托,對于公共安寧,本屬責無旁貸,而對于各學生愛護督過之心,亦難自已。為此函達貴部查照,希即轉飭警官高等學校校長,務將此意明白曉諭各生,務各安心向學,蔚為達材,毋或自相紛擾。本總司令職責所在,茍有踰越范圍者,雖素所親愛,亦未敢放棄權責也。等因。到部。合行令仰該校長遵照轉飭可也。此令。(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1919年5月22日北洋政府內務部轉達大總統令鎮壓學生愛國運動訓令內務部鎮壓北京反日運動訓令稿(1919年5月23日)內務部訓令令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為令行事:近聞京師地方排日風潮,愈演愈烈,竟有制成泥偶,指作日人,陳列道路,加以種種污辱。又各學校所組織之學生演說團游行街市,所有旗幟及宣言,有指日本為敵國,日人為敵人字樣。似此昌言不諱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國家交誼,亦且擾亂地方治安。且現聞安徽蕪湖地方,并有擊毀日人商店,毆傷日人情事。萬一京師地方亦遇有前項同一事實發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維持治安之道。合亟令行該廳密行查察,分別依法辦理。此令。(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內務部通行各省區鎮壓反日運動電稿(1919年5月)(1)5月23日電稿各省督軍、(省)長,熱河、察哈爾、綏遠都統,上海、寧夏護軍使,阿爾泰辦事長官,川邊鎮守使鑒:查自青島問題發生以來,我邦學子,感于外界之激刺,發其愛國之熱忱,奔走呼號,不遑守處,冀以國民之朝氣,策助政府之進行,用意至深,殊堪慰許。惟是愛國之道,應以擇術為先,既以拯救祖國為前提,應有恪守范圍之表示;若夫徒尚意氣,激生事端,招友邦之責言,貽國家以巨思,是其志愿本欲愛國,而其行動造成禍國之媒,當非莘莘學子所忍出此。淪胥之懼,原為血氣所同,第救國之方,當求正軌,無益之舉,必誤歧途。本部有維持治安、預防危害之責,用特掬誠相告,俾期弭患無形。邦人君子,其題斯言。除分行外,相應電請查照轉飭布告各屬一體周知,是為至盼。內務部。漾。(2)5月28日電稿各省督軍、省長,熱河、察哈爾、綏遠都統,淞滬、寧夏護軍使,川邊鎮守使鑒:統密。此次學界風潮,煽動甚廣,影響治安,所關匪細。尤慮無賴匪徒,乘機肇事,即如皓日蕪湖擊毀日人商店一事,據該埠警廳電述,由于流氓聚眾滋事所致,可為殷鑒。應請查照本部漾電剴切勸導,俾學界風潮,速歸寧息;而地方秩序,嚴防擾亂,庶幾標本兼治,弭患無形。藎畫周詳,必早籌及。貴處近日情形,并請隨時電告。至盼。內務部。勘。(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大總統鎮壓反日運動令(1919年5月25日)大總統令:近日京師及外省各處,輒有集眾游行、演說、散布傳單情事。始因青島問題,發為激切言論。繼則群言泛濫,多軼范圍。而不逞之徒,復借端構煽,淆惑人心。于地方治安,關系至巨。值此時局艱屯,國家為重。政府責任所在,對內則應悉心保衛,以期維持公共安寧;對外尤宜先事預防,不使發生意外紛擾。著責成京外該管文武長官剴切曉諭,嚴密稽察。如再有前項情事,務當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蔭。京師為首善之區,尤應注重。前已令飭該管長官等認真防弭,著即恪遵辦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職責攸歸,不能曲為寬假也。此令。國務總理內務總長錢能訓陸軍總長靳云鵬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北洋政府公報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六日第一一八八號)江蘇教育廳轉飭鎮壓反日運動保衛日人函(1919年5月26日)逕啟者:頃奉督軍、省長代電內開:頃接國務院漾電開:近日因青島問題,群情憤激,學界尤甚,揭貼標識視同仇敵。聞蕪湖且有搗毀日后情事,詳情如何,尚未據報。在學生等傳聞誤會,亦激于愛國愚誠。惟是國交至關重要,必應熟權利害,審慎出之。且現在日本方面,已迭次宣言將青島及完全主權歸還中國,與外交傳聞之說迥有不同。若徒挾持意氣,逾越范圍,對內既擾害安寧秩序,對外且發生交涉,貽患將來。希飭屬詳切勸導,設法消弭。并于僑寓日本生命、財產,一體按約妥為保護,以重邦交。如有糾眾滋事,紊亂秩序之行動,希即遵照明令,依法緝懲,是為至要。等因。除分行外,合亟電仰速分別咨行遵照辦理。等因。奉此。合亟函達,即希妥為勸導,設法消弭,是為至要。專此順頌公綏。江蘇教育廳啟五月二十六日(國立中央大學檔案)呂調元為廣開仕路獎勵職工消弭隱患密電(1919年5月26日)大總統鈞鑒: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均鑒:統密。外交失望,學生浮動,跡雖(足俞)軌。心尚無他。過激新潮,蓄機待發,乘虛抵隙,難保必無。年來國內用其(兵),民苦失業,共產之說,易聳聽聞。況茲流質不定之青年,適當狂熱沸騰之時會,百不當意,遂走極端。惡常好奇,若飲狂藥,動搖社會,戕賊人才,茲事所關,實非小故。目前救濟方法,嚴行制止,誰日不宜?然防口防川,壅則必潰,根本解決,首在設法疏通。大總統加意民生,迭頒明令,且言利弊,具有深心。但兵燙之余,財枯資竭,持□歲渴?[電文有脫漏。],殆等望梅。方劑雖良,難廖急癥。深憂熟計,竊就四民押向,群視士流。士入彀中,他可不勞所弭。則聞庸才不宜有微權,方今國家用人,偏重經驗,前清僚吏,湛(?)袂彈冠。畢業學生,雖間有種種用途,而登進未宏,相形殊組(?)。偶弋仕進,須假他途。學成無用,用非所學。舊時學業,棄□□□,怨望日深,鴻言易入。青莪(木或)璞(樸),化為荊榛,良可惜也。擬請大總統明令宣布,自本年起停止文官甄用委員會。另有之留學生考試、文官考試,分年切實舉行,嚴定限制,何項學校畢業,始準應何項考試。嗣后內外官吏,必注考試出身者,始可錄用。度于大學之上,設立最高學院。國內外大學專門畢業得有最高學位者,取入該院。自由精掏學術,制器著書。博置儀器,優給廩祿。但分軍費百分之一,而規模宏巨,已足以廣造就,而資鼓舞。如是則開明之真(?)既得自奢于功名。寧靖之才,亦得深造于絕言。萬流并進,爭自濯磨。改化蒸蒸,咸趨正鵠。一面優待勞動,獎勵職工,偏設補助機關,限制壟斷營業。庶幾滔天巨浸,決排疏駭,遂免橫流,隱患弭消,邦基永固矣。一得之愚,不敢緘默,是否有當,伏候采擇施行,無任翹企。安徽省長呂調元謹呈。宥。(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外交部等處理日使要求取締散發反日宣傳品文件(1919年5-6月)(1)外交部函(5月30日)外交部公函八年坐字第八七二號逕啟者:準日使來照:以關于山東青島問題,近來北京方面,散布傳單,傳之各省各處。此種傳單及其他之檄文、宣言等,不能不認為讒誣中傷之行動,請取締等語。究應如何從嚴取締,俾免外借口之處,相應照錄日使來照,函達貴部,即希查照核辦,并見復為荷。此致內務總長附件一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三十日照譯日本公使來照為照會事:關干山東青島問題,自有巴黎會議決定報告后,外交委員會會員、干事長林長民氏,將親署名《警告書》投寄于五月二日《國民公報》云:“今果至此。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愿我四萬萬合眾誓死圖之!”等故意煽動之文章,致釀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生縱火傷人之暴動,皆為本使深為遺恨者也。五月六日、八日、十四各日,大總統所宣布之命令,諒均為此。近來北京方面散布“膠州亡矣!山東亡類!”等傳單,傳之于各省各處,實行煽動,排斥日貨。此種傳單及其他之檄文、宣言等,不能不認為故意曲解、讒誣中傷之行動,本使殊難默視。茲將換(喚)起貴政府甚為注意之點,摘記如下:一、以北京騾馬市大街湖廣會館為會場之國民自決會,于五月初,對于各省商會、省議會及其他之團體,曾發通電如左:日本背棄信約,違反協約國保持民族領土主權之宣言,乘意國離會之時,劫持和會,攘奪我山東,政府懦不能恃,國民若不急圖自決,國亡旋踵。同人等組織國民自決會,共圖挽就(救),宣誓即與日本斷絕工商業并各友誼的關系云云。又該會宣言書中有:今日人之奪我山東,此即其席卷我全國之起點,將來必盡逐我神圣之華胃,而繁殖彼倭奴淫娃于我大陸矣!惟政府之于國,猶之經理之于商店也。股東昏懦,自不努力,而但以商業失敗罪經理,經理者不任其咎也。國之外交亦然。今日之中國問題,非中國人有自覺自悟之決心,決無補救之一日,故本會同人所以有國民自決會之發企(起)。所謂自決者何,以廣義言之,則國家興亡之責,全由吾人肩負;以狹義言之,則吾人自決與日本絕交而已。等語。而其議決三條,亦有同樣之意義。二、五月十九日《國民公報》登載北京民國大學生之外交救濟會啟事中,以“倭奴為中國之患久矣”為首句。其他之記載如下:是以都門學界,糾合學界同志,連絡全國人民,黃龍痛飲,岳武穆之是法,馬革裹尸,漢代波之未死,誓必趨彼倭庭,掃除強寇,還我青島,保我山東。凡我全國同胞,皆有救國之任,隨時加入本會,同心合力,以補政府之不及,挽我利權,爭回青島,抵制日貨,逐去倭奴,保全領土。以上各紀述,或借口國民自決,或謂補政府之不及,以鼓吹無政府主義,故意讒誣友邦之日本國家國民,且有敵視之意,而貴國政府對于此等行動,并無何等取締之態度,殊難了結。蓋山東及青島問題,于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及民國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經兩國責任當局者,訂有約文,且我國政府當局,不僅有再三之宣言,又有此次巴黎會議決定,我國委員牧野男爵五月四日宣言,及我國外務大臣內田子爵五月十七日等宣言,當無狂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之理由,應為貴政府所諒悉。而貴國政府,對于此等荒唐無嵇(稽)之無政府的主張,阻害友邦國交、挑撥兩國國民惡感之言動,并不加以何等之取締,本使甚為遺憾。若放任此等風潮,不僅釀成貴國內政上意外之擾亂,且引起兩國國家上重大之交涉,深堪憂慮。茲特照請貴國政府,于此時深加考量,速籌適當之處置,是為至盼。并希見復。須至照會者。(2)內務部令稿(6月3日)內務部訓令令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案準外交部函稱:準日使來照:以關于山東青島問題,近來北京方面,散布傳單,傳之各省各處。此種傳單及其他檄文、宣言等,不能不認為讒誣中傷之行動,請取締等語。究應如何從嚴取締,停免外人借口之處,照錄日使來照,函達查照核辦見復等因。到部。合亟照鈔原鈔件,訓令該廳注意取締,并將近日辦理情形,迅予復部,以憑轉知。此令。(3)京師警察廳呈(6月6日)呈為奉令取締關于山東青島問題之傳單、宣言等件,謹將查明北京并無國民自決會暨取締《國民公報》經過情形,具復鑒核事:奉訓令開:案準外交部函稱:準日使來照:以關于山東青島問題,近來北京方面散布傳單,傳之各省各處。此種傳單及其他之檄文宣言等,不能不認為讒誣中傷之行動,請取締。等語。究應如何從嚴取締,俾免外人借口之處,照錄日使來照,函達查照核辦見復等因。到部。合亟照鈔原鈔件,訓令該廳注意取締,并將近日辦理情形,迅予復部,以憑轉知等因。并鈔件到廳。奉此。查日使來照內開注意之點:一、為騾馬市大街湖廣會館有國民自決會在該處設立會所。二、為五月十九日《國民公報》登載北京大學學生之外交救濟會啟事共兩案。案查本廳前奉訓令,核辦《益世報》登載國民自決會論調等因。當經令據外右二區警察署查明,騾馬市大街湖廣會館并無國民自決會在該處設立會所。《益世報》所載論調,恐系該報理想之詞。于五月十九日具文呈復。嗣奉訓令《國民公報》登載北京民國大學學生外交救濟會之宣言,內有詬詈日本之語,令廳轉飭該報館。嗣后關于此類事件,務須慎重登載。等因。復經本廳將前準京畿警備總司令部交查《國民公報》論調,經千五月二十三日派員赴該報館認真檢查;并由廳布告該報館:嗣后關于此類事件,務須慎重登載。于六月二日具文呈復。先后各在案。茲奉前因,除由廳令行各區隊,對于該項傳單、宣言等件,隨時注意取締外,理合將本廳辦理該兩案經過情形,呈復憲部鑒核。謹呈內務總長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袁希濤關于不發提前放假令密電(1919年5月31日)南京教育廳胡廳長:教密。卅電悉。北京各校前限三日上課,屆滿后,各校長請略寬期限,再加勸導。現有舉行考試及溫課者,均未上課。校外行動,經嚴重干涉后,尚無越軌情事。校內亦尚安靜。部中不發提前放假之命令,但各校得酌量情形辦理。此復。濤。卅一。(北洋政府教育部檔案)內務部嚴禁反日運動密電稿(1919年6月4日)各省督軍、省長,熱河、察哈爾、綏遠都統,然滬、寧夏護軍使,川邊鎮守使鑒:□密。勘電計達。近聞各地排日風潮,鼓蕩甚廣,亟應先事預防。茲查學界宣言及所標旗幟,有指斥日本為敵國,日人為敵人,暨其他侮辱字樣,實與國際平時稱謂原則背馳,既恐惹起交涉,且恐轉滋誤會,關系甚巨。應請責成地方官廳,如有前項情事,應即嚴行禁阻,毋得任意指斥,以慎邦交,而維秩序。除分行外,希即查照辦理。內務部。支。印。(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全國各地的響應龐作屏報告濟南各界集會聲援北京愛國運動及日本進行干涉密呈(此件系國務院抄閱件。)(1919年5月7日)為密呈事:頃據偵探報稱:本日省議會內開紀念會,有前曾充濟南日報記者,現充新齊魯公報之編輯余吟笙者,登臺演說,大罵官府。并云:人人俱說青島已亡,萬難挽回等情,鄙人真不愿聽。何以而言?鄙人有(竹固)極好的法子,到會諸君各速回家聯絡市民人等,組織小刀會,速殺日本人。以濟南起點,一直殺到青島,非此做法,青島實難挽回矣。而國恥非以血洗不可。等情。語甚暴烈,當經到會之紳學各界一致起立,鼓掌贊成。而會場之中,尚有日探華人若干,聞此消息,回報日本官憲,均甚忿怒,遂于晚間九點余鐘,派出守備隊兵或十名一行,或八名一夥,荷槍游行商埠,大加防范,至十一點余鐘,始皆回營。僅派憲兵隊內永井木內中村等,改著華服,沿街偵查。懇請飭區注意,等情。前來。當即令區調查,均稱屬實無異等語。除分行各區隊妥為防范外,理合密報督軍省長鑒核施行。謹呈。為呈報事:本日上午十二鐘,省議會內所開國恥紀念(會),到會者六七百人,均系學生、議員與改良會、講演社等人,商界一人未到。登臺演說者,亦系以上各界人等。演說言詞,多系力爭青島經過情形。內有青年數人,鼓吹罷學、罷市、排斥日貨。并決定今晚七鐘,招集各團體代表于外交商榷會,詳議進行方法等情。尚有削指以血書字者,有涕哭者,有因商人不與會號叫咒罵者,種種現象,秩序極不整齊。最后且議決數條,開列于左:一、電北京政府,力爭主權,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一、電北京學團,甚表同情。一、舉代表五六人,謁見督軍省長及交涉公署,請求電京力爭青島,法辦國賊,開釋學生。以上均系本日開會經過情形。除由職廳隨時注意調查,并分令各區認真防范外,理合具報呈請督軍省長鑒核。再外交界《青島新報》社社員全并勝三郎一名,守備隊兵五名,憲兵一名,均著華服,意在入會竊聽,悉經警察詢明攔阻,遂即出城,合并陳明。謹呈。(八年五月七日)(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國務院防范山東學生反日運動密電稿(1919年5月16日)濟南。張督軍、沈省長鑒:統密。青島問題,日本原有交還中國之宣言,現我專使在歐會悉力堅持,務期于交還中國一層,有所表示。東省關系最切,誠恐人民激生仇日舉動,轉以促召外侮,釀成不可收拾之局。希以外交事實,剴切曉導,勿致滋生事端,是為至要。院。銑。印。(北洋政府國務院檔案)張樹元等報告山東學生罷課游行已嚴令取締密電(1919年5月29日)國務總理鈞鑒:內務部、教育部、吳總監鑒:統密。前奉大總統有日電令暨鈞院迥電、吳總監有電,本日又奉內務部勘電,均敬悉。山東學界對于青島問題,二十三日中學以上各校一律罷課。學生激于愛國愚誠,時有開會集議、游行演說、散布傳單、抵制日貨情事,即經會同剴切勸導。一面通令軍警恪遵明令,嚴重取締。如有不服制止者,即行逮懲。現在游行演說、散布傳單舉動,業已禁止有效。各生均已人校,但仍不免觀望各處消息,尚未上課。茲又聞學生等將有派人赴各縣分投演說之意。昨日復招集各校校長來署,嚴切責成校內之事,應由各校校長負責。校外之事,應由軍警遵令辦理,并通令各縣知事,一體加意遏止。其膠濟沿站各縣,并經派員馳往查看,倘有不逞之徒,從旁煽惑,即依法嚴辦。現在地方安謐,除仍會商隨時防范外,謹此電陳。張樹元、沈銘昌叩。艷。(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山西省議會轉達各校學生要求公布青島問題交涉經過代電(1919年5月8日)國務院、內務部、外交部、教育部、警察總廳鈞鑒:本月七日,省城各校中學以上學生有二千余人,手執白旗,上書人心不死,男兒救國等語。聚集本會聲稱:今日非學生干預政治之行為,乃人民建議議會之舉動,現有緊急問題三件,請貴會速達政府,為民請命。一、青島勢必力爭。二、善后借款,聞有人主張地了作抵,如此則斷送國命矣。誓死不能承認。三、京師數千學生,激于愛國熱忱,致動公憤,人心大快,乃被捕三十余人。如愛國之三十余人可捕,則數千學生皆可捕,如數千學生可捕,則全國人民皆可捕,如不可捕,應請釋放。以上三事,請貴會代表人民之心理,速電中央。想政府以愛國、愛民為心,必能采納,言至此,放聲大哭,彼此墮淚。各市民來觀,同聲呼號。當經本會議長,再三勸慰,各生堅執一詞,并以大義相責備,請求非達到自的不止。最后,本會允其所請,乃退出歸校。查該生等此番舉動,秩序嚴整,言詞沉痛,純粹出于愛國之熱忱,別無其他之意思,一般人民,見之無不贊成,聞者無不感動。本會議員,亦咸以對之生愧為詞,輿論如此,公意如此,本會勢難擁(壅)于上聞。擬請鈞院、鈞部、鈞廳俯順輿情,力予挽救。并乞將青島交涉、借款籌備及學生公憤各情形,宣示國人,以重民意,而慰群情。毋任引領待命之至。山西省議會叩。庚。(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山西大學校等全體學生要求釋放學生電(1919年5月10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國務總理及參、眾兩院諸公鈞鑒:天禍中華,內外交急。推厥禍原,日人不淑。首都學界,仗義殲奸。而田賦抵押,實速亡國。青島不歸,真同絕命。我大總統念切民生,固已綢繆。生等亦有血氣,寧能緘默。明知分應熹學,直覺大痛疊來。首都同學舉或離軌,志實愛國。矧被捕之人,未必遭事。萬懇原情開釋,留我士氣。迫切叩禱,涕泣不知所云。山西大學校、法政農商各專門學校及省垣師范工中各學校全體學生叩。(北洋政府籌備國會事務局檔案)浙江省議會為外交失敗要求罷斥章曹陸電(1919年5月13日)北京大總統鈞鑒:青島交涉失敗,輿論憤激。金謂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等共同禍國,罪無可(官?),應請罷斥查辦,以謝國民。浙江省議會印(叩)。元。印。(北洋政府國務院檔案)江西省議會轉陳學生為青島問題組織游行警告團電(1919年5月13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鈞鑒:文日:本省全體學生,組織游行警告團,以青島山東問題,關系中國存亡,京師學生,情憤填胸,質問曹、章,致被捕拘,痛何如之。現聞山東草約,業經歐洲和會簽字。是亡國之禍,迫于眉睫。請電中央,據理力爭,還我山河,釋我學生。并通電南北,速息內爭,一致對外。學生出于愛國熱忱,本會有代表民意之責,理合轉陳,伏乞鑒納,以保國土,而順輿情。贛議會叩。元。印。(北洋政府國務院檔案)徐國梁報告上海召開國民大會代電(919年5月14日)北京內務部警政司司長王鈞鑒:齊電敬悉。查自北京學界倡舉示威運動以后,上海學界及各團體藉國恥紀念,于本月七日在西門公共體育場開國民大會,討論青島問題。廳長先期接奉盧護軍使電話傳知,令多派長警在場保護。彼時聞外間有毀壞曹總長墳墓之風說,不能不加意防范。遂先與各團體代表黃紉之君接洽,請其勸告各團體勿為激烈行為,彼允擔任謹守秩序。至七日下午一時,該處開會,廳長當派職員多人在場監視,并派撥長警數十名在外保護。計到會各團體共七十余起,約有二萬余人。首由黃紉之報告開會宗旨,謂鼓勵民氣,保全疆土,尤以謹守秩序為第一等語。繼續演說者五人,均以力爭青島為問題,并無激烈言語。隨即散會,排隊游行。廳長因先聞有毀墳之說,恐游行時發生意外舉動,預派游巡隊并各署長警,會同軍隊,在于斜橋一帶及中法交界路口,密為防范,只準按照原定路線經過,不許他往。各團體尚守秩序,出會場,由斜橋至民國路,至大東門,走外灘,到十六鋪,旋即分頭散去,秩序甚屬安然,并無發生意外之事。此上海學生及各團體開會、職廳防護之實在情形也。知關垂注,謹此電復……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梁叩。鹽。(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吳縣知事公署關于省方已轉請釋放被捕學生函(1919年5月21日)吳縣知事公署公函八年吳字第二三四號逕啟者:本年五月十六日奉江蘇督軍、省長元日代電開:據江蘇醫學專門、省立第一師范、第二農業、第二中學、第二工業各學校全體電稱:山東問題,外交危急,北京大學生等,推原禍始,致有軼軌之舉,義憤所迫,其情可諒。吁懇轉電政府,釋放學生,維持學校,以保元氣,而定民心。又據吳縣縣教育會、蘇州市教育會庚電稱:大學學生竭誠愛國,發為義憤,請轉電政府釋放,以維國本各等情。除據情轉電國務院外,仰即分函各該校及教育會等知照等因。奉此。除分函外,合行函達,即希查照。此致江蘇省立醫學專門學校校長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國立中央大學檔案)江蘇教育廳關于偵防智愿救國黨等反日活動函(1919年5月26日)逕啟者:頃準警察廳公函內開:本月二十二日,據北區張署長轉送由日本領事署密交智愿救國黨同人致凌野藥房、前田一二洋行公啟二紙,恐嚇謾罵;及昨日下午四點鐘,在大行宮賣魚地方,有學生四五人演說云:本月二十五日毀日本商店等語。又據偵緝隊劉隊長單報:據探員報告:本日在大中橋某雜貨店,見有一中學校學生投遞雞翎信一封而去。偵探等俟學生走遠,隨進該店將信拆看,內云:日本散放鏹水,制造牙粉丸藥,毒害中國人等語前來。理合將原函附呈鑒核。各等情到廳。察閱各函,謾罵恐嚇,可為無意識之行為。若不防弭,實足貽外人以口實。除密令所屬妥為防弭外,相應將原件共三紙、揭帖四紙(原缺),送請貴廳長核閱設法防弭,并調查智愿救國團密示,以便會商究辦,而免釀出事端。附送原件,祈三日辦后函繳備案為荷。等因。當經本廳以查演說函件所云,本月二十五日毀日本商店及日本散放鏹水制造牙粉丸藥等語,顯系市井無賴口吻,藉圖淆惑人心,擾及地方秩序,應一面由敝廳設法防弭,一面由貴廳酌核防范。其智愿救國團,亦由敝廳協同調查,倘有所聞,隨時函告。除函知各學校外,相應檢同原送函件三紙、揭帖四紙,(山而)函奉復,即希查照等語,函復在案。準函前因,除分函各校外,合亟函達,即希查照警察廳公函所開各節,注意偵防,是為至要。專此,順頌公綏。江蘇教育廳啟五月二十六日(國立中央大學檔案)徐國梁報告上海學生聯合會為力爭青島罷課游行代電(1919年5月28日)北京。內務部警政司長王鈞鑒:竊自本月七日上海各團體開國民大會以后,時有學生散布傳單,并露天演說情事。查其傳演宗旨,雖以抵制日貨,力爭青島為問題,出于熱誠,究于地方安寧,國際交涉,不無妨礙。當經分飭各署所官長,隨時隨地勸止,并遇事報告。茲于本月二十六日早,據各署所由電話報告:今晨有各學校學生,齊至西門外公共體育場自由開會,各已離校,難以阻止等情。當即令飭該管二區警署署長杜金釗、游巡二隊隊長劉得魁、多帶警隊、到場彈壓、密為防范。一面派委本廳督察長張桂榮等馳往監視。茲據該員等復稱:遵往公共體育場彈壓監視,查得該開會宗旨,系為學生要求政府各條件尚未允準,由上海學生聯合會幫助京津學生取同一之表示。今日罷課集會行宣誓禮,其到會學校均中學以上,計四十八處,學生約有萬人。于九點鐘齊集,即行出發游行南市各路,至十二時原班回場。即由學生聯合會會長復旦大學學生何葆仁及北京學生代表簡單演說,均以大眾一心,堅持到底,希達目的等語。說畢分頭回校,秩序整齊、并無激烈情事,理合報告等情。前來。查各校學生自由開會罷課,聞校長教員已難約束。現已由廳派員分往各校設法勸導,令其照常上課。至外間散布各種傳單,雖由學界發生,而一般不逞之徒,亦不免借端構煽,自應遵照電令,嚴切制止,以維治安。并嚴令各區官長對于外人生命財產,加意保護,諒不至有意外發生。除防禁并隨時電陳外,謹此代電報告,伏乞轉陳總、次長鑒核為禱。廳長徐國梁。勘。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山西大學校等全體學生要求釋放學生電(1919年5月10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國務總理及參、眾兩院諸公鈞鑒:天禍中華,內外交急。推厥禍原,日人不淑。首都學界,仗義殲奸。而田賦抵押,實速亡國。青島不歸,真同絕命。我大總統念切民生,固已綢繆。生等亦有血氣,寧能緘默。明知分應熹學,直覺大痛疊來。首都同學舉或離軌,志實愛國。矧被捕之人,未必遭事。萬懇原情開釋,留我士氣。迫切叩禱,涕泣不知所云。山西大學校、法政農商各專門學校及省垣師范工中各學校全體學生叩。(北洋政府籌備國會事務局檔案)浙江省議會為外交失敗要求罷斥章曹陸電(1919年5月13日)北京大總統鈞鑒:青島交涉失敗,輿論憤激。金謂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等共同禍國,罪無可(官?),應請罷斥查辦,以謝國民。浙江省議會印(叩)。元。印。(北洋政府國務院檔案)江西省議會轉陳學生為青島問題組織游行警告團電(1919年5月13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鈞鑒:文日:本省全體學生,組織游行警告團,以青島山東問題,關系中國存亡,京師學生,情憤填胸,質問曹、章,致被捕拘,痛何如之。現聞山東草約,業經歐洲和會簽字。是亡國之禍,迫于眉睫。請電中央,據理力爭,還我山河,釋我學生。并通電南北,速息內爭,一致對外。學生出于愛國熱忱,本會有代表民意之責,理合轉陳,伏乞鑒納,以保國土,而順輿情。贛議會叩。元。印。(北洋政府國務院檔案)徐國梁報告上海召開國民大會代電(919年5月14日)北京內務部警政司司長王鈞鑒:齊電敬悉。查自北京學界倡舉示威運動以后,上海學界及各團體藉國恥紀念,于本月七日在西門公共體育場開國民大會,討論青島問題。廳長先期接奉盧護軍使電話傳知,令多派長警在場保護。彼時聞外間有毀壞曹總長墳墓之風說,不能不加意防范。遂先與各團體代表黃紉之君接洽,請其勸告各團體勿為激烈行為,彼允擔任謹守秩序。至七日下午一時,該處開會,廳長當派職員多人在場監視,并派撥長警數十名在外保護。計到會各團體共七十余起,約有二萬余人。首由黃紉之報告開會宗旨,謂鼓勵民氣,保全疆土,尤以謹守秩序為第一等語。繼續演說者五人,均以力爭青島為問題,并無激烈言語。隨即散會,排隊游行。廳長因先聞有毀墳之說,恐游行時發生意外舉動,預派游巡隊并各署長警,會同軍隊,在于斜橋一帶及中法交界路口,密為防范,只準按照原定路線經過,不許他往。各團體尚守秩序,出會場,由斜橋至民國路,至大東門,走外灘,到十六鋪,旋即分頭散去,秩序甚屬安然,并無發生意外之事。此上海學生及各團體開會、職廳防護之實在情形也。知關垂注,謹此電復……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梁叩。鹽。(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吳縣知事公署關于省方已轉請釋放被捕學生函(1919年5月21日)吳縣知事公署公函八年吳字第二三四號逕啟者:本年五月十六日奉江蘇督軍、省長元日代電開:據江蘇醫學專門、省立第一師范、第二農業、第二中學、第二工業各學校全體電稱:山東問題,外交危急,北京大學生等,推原禍始,致有軼軌之舉,義憤所迫,其情可諒。吁懇轉電政府,釋放學生,維持學校,以保元氣,而定民心。又據吳縣縣教育會、蘇州市教育會庚電稱:大學學生竭誠愛國,發為義憤,請轉電政府釋放,以維國本各等情。除據情轉電國務院外,仰即分函各該校及教育會等知照等因。奉此。除分函外,合行函達,即希查照。此致江蘇省立醫學專門學校校長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國立中央大學檔案)江蘇教育廳關于偵防智愿救國黨等反日活動函(1919年5月26日)逕啟者:頃準警察廳公函內開:本月二十二日,據北區張署長轉送由日本領事署密交智愿救國黨同人致凌野藥房、前田一二洋行公啟二紙,恐嚇謾罵;及昨日下午四點鐘,在大行宮賣魚地方,有學生四五人演說云:本月二十五日毀日本商店等語。又據偵緝隊劉隊長單報:據探員報告:本日在大中橋某雜貨店,見有一中學校學生投遞雞翎信一封而去。偵探等俟學生走遠,隨進該店將信拆看,內云:日本散放鏹水,制造牙粉丸藥,毒害中國人等語前來。理合將原函附呈鑒核。各等情到廳。察閱各函,謾罵恐嚇,可為無意識之行為。若不防弭,實足貽外人以口實。除密令所屬妥為防弭外,相應將原件共三紙、揭帖四紙(原缺),送請貴廳長核閱設法防弭,并調查智愿救國團密示,以便會商究辦,而免釀出事端。附送原件,祈三日辦后函繳備案為荷。等因。當經本廳以查演說函件所云,本月二十五日毀日本商店及日本散放鏹水制造牙粉丸藥等語,顯系市井無賴口吻,藉圖淆惑人心,擾及地方秩序,應一面由敝廳設法防弭,一面由貴廳酌核防范。其智愿救國團,亦由敝廳協同調查,倘有所聞,隨時函告。除函知各學校外,相應檢同原送函件三紙、揭帖四紙,(山而)函奉復,即希查照等語,函復在案。準函前因,除分函各校外,合亟函達,即希查照警察廳公函所開各節,注意偵防,是為至要。專此,順頌公綏。江蘇教育廳啟五月二十六日(國立中央大學檔案)徐國梁報告上海學生聯合會為力爭青島罷課游行代電(1919年5月28日)北京。內務部警政司長王鈞鑒:竊自本月七日上海各團體開國民大會以后,時有學生散布傳單,并露天演說情事。查其傳演宗旨,雖以抵制日貨,力爭青島為問題,出于熱誠,究于地方安寧,國際交涉,不無妨礙。當經分飭各署所官長,隨時隨地勸止,并遇事報告。茲于本月二十六日早,據各署所由電話報告:今晨有各學校學生,齊至西門外公共體育場自由開會,各已離校,難以阻止等情。當即令飭該管二區警署署長杜金釗、游巡二隊隊長劉得魁、多帶警隊、到場彈壓、密為防范。一面派委本廳督察長張桂榮等馳往監視。茲據該員等復稱:遵往公共體育場彈壓監視,查得該開會宗旨,系為學生要求政府各條件尚未允準,由上海學生聯合會幫助京津學生取同一之表示。今日罷課集會行宣誓禮,其到會學校均中學以上,計四十八處,學生約有萬人。于九點鐘齊集,即行出發游行南市各路,至十二時原班回場。即由學生聯合會會長復旦大學學生何葆仁及北京學生代表簡單演說,均以大眾一心,堅持到底,希達目的等語。說畢分頭回校,秩序整齊、并無激烈情事,理合報告等情。前來。查各校學生自由開會罷課,聞校長教員已難約束。現已由廳派員分往各校設法勸導,令其照常上課。至外間散布各種傳單,雖由學界發生,而一般不逞之徒,亦不免借端構煽,自應遵照電令,嚴切制止,以維治安。并嚴令各區官長對于外人生命財產,加意保護,諒不至有意外發生。除防禁并隨時電陳外,謹此代電報告,伏乞轉陳總、次長鑒核為禱。廳長徐國梁。勘。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4)7月4日代電警政司長王鈞鑒:蕪埠江面,希日下午一鐘,有日本霰驅逐艦由下游開抵蕪湖,停泊江心。再江面前泊日本沙內藥克兵艦,于豪日上午十一鐘啟錠(碇)上駛。除飭職廳各署所隨時分別注意暨保護外,謹電奉聞。廳長宋學騫叩。豪。(5)7月21日密函警政司長鈞鑒:敬密陳者:竊于本月二十一日,據職廳巡緝隊長田家聲報稱:據探警羅海廷、章少清、沈海榮等報告:停蕪日本霰驅逐艦于十九日(即禮拜六)下午十二時半有水兵十六名登岸,行至大馬路,四名赴日本俱樂部,余赴日商新田旅館。少頃,赴俱樂部水兵亦到旅館聚集飲酒,至四時始出館門,各乘酒興,沿途戲侮行人,內有醉兵一名,并在曾家塘地方強拉民婦手腕,一時見者均抱不平。探警等比用善言雙方勸慰,并尾隨保護日兵回艦,幸免滋事。二十日又據該探警等報告:禮拜日下午十二時半,有水兵十一名登岸,七名至新四旅館飲酒,四名赴俱樂部奕棋,至四時半,亦到旅館邀同飲酒水兵回艦。內有醉兵三名,時舉手掠過行人發頂,又沿途用紙扇亂擊民人頭顱,并戲擊華兵首部,幸該兵士深明大義,置不與校。行至紅墻院地方,向民家納(?京)婦女喧嘩調笑,并演種種猥褻狀,不堪入目。比即多方勸慰人民,護送水兵至江岸登劃船。未開時,醉兵又用木槳對岸潑水。探警等恐釀事端,一面將人民勸散,一面將劃船推離江岸,見均登艦,方敢歸隊。理合報告。各等情前來。查保護日本僑商、水兵。暨勸導人民對于日人堅持鎮靜以與優容態度,疊奉廳長明白訓令。惟日艦水兵連日以挑釁舉動加之人民,日久難保不釀成事故。除督同各該警認真保護外,理合據情報請鑒核等情。據此,一面會商儲參謀長,暨督飭長員加緊防維外,理合據情陳請鑒核。伏乞示遵。廳長宋學騫謹陳七月二十一日(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倪嗣沖陳復嚴厲鎮壓安慶學生罷課及保護日僑電(1919年5月)(1)復內務部密電(5月29日)內務部鑒:統密。勘電敬悉。頃接省城來電,各校學生亦有全體罷課情事。已電商省長督飭教育廳切實開導,如果始終違抗,即將為首各生立予革除。倘再不服訓誡,雖全體解散,亦所弗恤。一面電飭軍警嚴備匪徒乘機滋事。除辦理情形再行隨時電陳外,特復。倪嗣沖。艷。(2)復國務院等電(5月31日)國務院、內務部鈞鑒:院艷電奉悉。皖省對于排日風潮,厲行查禁,于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尤飭軍警切實注意。近日地方尚稱安謐。安慰(慶)學界,前經罷課一日,經嗣沖會商省長,嚴厲勸導。今據教育廳長來電,業經照常考試。合并奉聞,請紓廑系。倪嗣沖叩。卅一。(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武昌學聯請力爭青島致參眾兩院電(1919年5月17日)北京參、眾兩院鉤鑒:外人狡謀,橫索青島,凡我國民,同聲憤慨。公等代表民意,懇祈力向政府務達我國主張。武昌學生聯合會叩。咸。(北洋政府籌備國會事務局檔案)王占元等報告鎮壓鄂省學生運動及保護日僑密電(919年5月31日)內務總長鑒:統密。準勘電,以學生風潮煽動甚廣,屬照漾電剴切勸導,并將鄂省近情電告等因。查鄂省學界對于青島問題,開會演說已非一次,經設法勸阻,其刊布傳單,一有發現,即行銷滅。游行一、二次,亦經勸止。隨時傳見各校長開導,嚴派警察偵查客棧,取締甚嚴,以防外來之人煽惑。然京師來人游說甚多,現亦派警督察,稍有違法即行遵令逮辦。商界方面,亦嚴為曉諭。二十六日,沙市日商理發店有小學生擠破玻璃窗數塊,當時即經警察解散未釀事端。其宜昌、襄陽兩道,并時有通電告知,各處軍隊亦經占元密以暗中輔助,總不使其稍起風潮。所有各商埠日商店鋪,皆飭警察加警,極力保護。以現時防范而論,尚不至有軌外之舉動。除仍通令文武,加意嚴防外,謹將鄂省近日辦理情形,撮要以聞,即祈鑒察。王占元、何佩瑢。卅一。(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王占元等報告調動軍隊鎮壓武漢學生愛國運動密電(1919年6月2日)北京。國務院鈞鑒:陸軍部、內務部、教育部均鑒:統密。前因青島問題,各省學生演說激烈,恐有奸人乘機煽亂,迭奉電令嚴行防范,切實制止,當經愷(剴)切示諭,屢次集傳各學校校長、省視學等詳細指示,分投勸導,并令學生公舉代表三人來署面見,經占元等苦口勸諭,均無異言。卅一晚,接據警務處報告:因有北京學生代表來鄂,各學生擬在消岔寶通寺開會歡迎,定期舊歷五月一、二兩日舉行露天演說。各學校學生悉數齊集,往軍、省兩署及各衙署繁盛街市派人講演,印發抵制日貨傳單,情形極為激烈。并探聞漢口匪人有乘機混雜,希圖擾亂情事。當時傳諭各校長積力勸阻,非得校長允許,無事不令各學生出門。一面令飭警察在各校門首附近嚴密調查,不許外來代表入校煽惑。復據警務處長崔振魁面稟,以警察不敷分布,請派軍警巡視彈壓,復令衛戍司令酌派兵士數排游行照料,一日無事。次日午后,接據軍警報告:商業學校有學生劉宏勛等八人,未得校長允可,恃橫強出,勸阻不服,幾將用武,觀者塞途,恐生他事,遂將該生八人暫時帶回,請示辦理。又接報稱:國立師范有學生數十人,因警察防止不便,各持木棍石塊向警痛擊,警察無力抵御,遂邀同附近軍隊馳往勸解,因群持木棒,勢甚洶涌,不得已用槍托搪抵,致有一生誤觸刺刀,傷及腿部,現已送院調治。各等情。當由占元派軍醫課課長前往看慰,后由佩瑢傳集各校長嚴加詰責,各校長等均以約束不嚴,自請處分。據查受傷學生在院醫調,當易平復。其余八名,經該校長懇予領回管束,均經商明占元分別辦理,幸未滋生事端。惟恐遠道傳聞失實,謹擇要電陳,即祈鑒察。占元、佩(王容)。冬。印。(北洋政府陸軍部檔案)武昌高師學生要求罷斥王占元等及國務院查詢電(1919年6月)(1)武昌高師全體學生電(6月7日)大總統、國務院、國會鈞鑒:王占元、何佩(王容)橫殺學生,解散學校,暗無天日,乞予罷斥,以謝國人。武昌高師全體學生叩。虞。(2)國務院電(6月10日)據上海武昌高師全體學生虞電稱:鄂省橫殺學生,解散學校,乞予查斥等語。此次學界風潮不靖,謠諑紛滋,京師各校學生,業已各回本校,并無苛待,而傳聞不一,多乖事實,鄂省想亦同此情形。希飭查明見示為盼。院。蒸。印。(3)王占元電(6月11日)國務總理鈞鑒:正密。蒸電敬悉。武昌高師學生與軍警沖突一事,冬電業已詳達。又中華大學某生,與保安隊抵抗誤傷,亦于虞日電陳。軍警以學生滋鬧,不得不用臨時制止,且人眾擁擠不開,致有所誤。原電謂橫殺學生,想鈞座亦必不信也。武昌高師奉部電準予提前放假,鄂中各校遂仿此辦理,虞電亦已附陳。原電稱解散學生,尤屬捏飾。鈞座謂傳聞不一,大乖事實,京、鄂大致相同,深為慨喟。特電奉復,尚乞鑒諒。再高師學生多已回籍,上海之電,或有假托。惟當時軍警之誤,是否該管官之督率無方,現已派員查辦,并以奉聞。王占元、何佩瑢叩。真。印。(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湖北旅滬同鄉會要求罷免王占元電(919年6月12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眾兩院鈞鑒:鄂督王占元擅令軍警捕殺學生,始皇坑儒,不過如是。為國家民氣計,為教育前途計,均應請求罷免王占元,以慰人心,以杜后禍。湖北旅滬同鄉會劉萬青、陶理堂、李明輔全體同叩。侵。(北洋政府籌備國會事務局檔案)國務院與內務部關于議員質問是否電鄂查辦殺傷學生之警察往來函(1919年6-7月)(1)國務院函(6月21日)國務院公函第一千零八十四號逕啟者:奉大總統發交眾議院咨送議員陳為鐵等關于政府曾否電鄂查辦殺傷學生之警察,提出質問書一件,咨請答復等因。相應抄錄原質問書,函請貴部查照,迅速擬具答復送院,以憑議定轉咨可也。此致內務部中華民國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議員陳為鐵等質問書一件質問政府曾否電鄂查辦殺傷學生之警察由:據上海時報載稱:武漢學生因罷課講演之事,軍警捕拿三十余人,學生陳開泰傷重斃命,尚有學生兩人亦已垂危。又據各報稱:王鄂督占元電稱:學生集眾游行街市,警察阻止無效,不得已以槍柄恐嚇,不意內有一學生,向前爭鬧,誤觸警察刺刀,傷及腹部等語。無論該學生陳開泰是否已死,而為警察所重傷,則已確無疑義。查此次國內學潮,因種種原因,愈演愈大。事之是非,另一問題,而其愛國之心,則固可矜可敬。都下學界,蜩羹鼎沸,當局者尚以和緩之政策,為解決之手段。而鄂中警察,竟至暴虐凌厲,演此慘劇,殊不可解。夫眾怒難犯,自古已然。國內人心激昂,于今為烈,鄂中警察,不為釜底抽薪之計,而為揚湯止沸之謀,萬一因此激烈措置,引起全國反響,事變橫生,危及大局,湖北警察何以自解。此就事實而言,警察不能不負責者也,或謂警察為執行職務起見,以致誤傷,事非故意,情有可原。然按鄂督來電,謂因學生向前爭鬧,誤觸刺刀,傷及腹部。措語支離,理由不足。其中情節,恐不盡真。即退一步而言,陳開泰之被傷,非出于該警等之故意行為,然學生非暴徒之比,警察縱欲制止,何必以槍柄為恐嚇之具,夫以槍柄為恐嚇之具,而其結果,乃以刺刀傷及腹部,則槍柄必已上有刺刀,可知以上有刺刀之槍柄,而能下傷腹部,必其為橫戳可知。人眾擾攘之地,以刺刀橫戳,其必致傷人也,警察寧不知之。知之而故為之,不得謂為無意思之行為。此就法律而言,警察不能不負責者也。總之,事關警察殺傷學生,雖屬個人,實關全體。政府對于此案,究竟曾否嚴電鄂督查明事實,令其從速懲辦警察,以平眾怒而息風潮之處,謹依法提出質問。提出者陳為銚陳亮陳蓉光連署者林佑蘅黃蔭劉樹棠葛夢樸黃秉鑒于之風王訥林卓周棠杜棣華鄭元楨鄭蘄王大貞邵晉蕃韓純一張棟銘曲卓新杜持邱曾煒王雙歧中華民國八年六月十七日(2)內務部復函稿(7月1日)逕復者:準函開:奉大總統發交參、眾議院咨送議員陳為銚等關于政府曾否電鄂查辦殺傷學生之警察提出質問書一件,抄錄原書,函請查照,迅速擬具答復,送院轉咨等因。到部。相應擬具答復節略,函送貴院查照。此致國務總理計節略一件查此案發生,中央即經電鄂查辦,據復:當時擁擠不開,致有誤觸,惟該隊士究屬不慎,已分別懲處矣。(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何佩(王容)報告殺害學生之軍警已分別核辦密電(1919年6月27日)內務總長鑒:統密。敬電祗悉。據高等檢察廳呈稱:詢據武昌地方檢察廳檢察長吳文郁面稱:該案被告皆系軍警,已函送陸軍審判處核辦矣等語。用特奉復。再此案受傷之人均已就痊。當時擁擠不開,致有誤觸,惟該隊士究屬不慎,已飭警務處查明懲治。并將督察長撤差,警務處長一并記過。合并附聞。何佩瑢。沁。(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衡永郴桂各界要求釋放學生懲辦曹章陸通電(1919年5月15日)(銜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甘心賣國,為虎作倀,國人之欲食其肉,寢其皮。此次青島失敗,北京學生,激于義憤,殺傷章賊,燒毀曹宅,實為國人心理所共快。奸黨怙惡,竟欲殺學生,解散大學,坑儒濁流之慘禍,竟復見于共和國家。凡有血氣誰不痛心。諸公熱心愛國,自當欽仰,務乞主張(持)公道,使被捕學子即得釋放,并置賣國賊曹、章、陸等于法,以謝天下。事機緊迫,立盼進行。衡、永、郴、桂各教育會暨各校學生各農工商會同叩。刪。印。(國民黨云南省政府秘書處檔案)林支字要求釋放學生通電(1919年5月15日)(銜略)青島交涉失敗,我國主權喪亡,時機坐失,長蛇薦食,肆其東封。魯省滋腹心之憂,京津失咽喉之路,開門揖盜,入虎出狼。誰生厲階,誰為戎首,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輩,甘心賣國,為虎作倀。教猱升木,借外款以肥私橐,乘內訌而握財權。路礦之贈未已,田賦之奉旋來。馨一國之所有為抵償,舉中華之輿圖□標賣,盜弄公器,孤注國家,為誰司外府金錢,遂使我生靈涂炭。張邦昌、李完用之所不為者,若輩竟悍然為之。凡有人心,誰不疾首。北京各校學生,倡播義聲,指斥元惡。以此為憤,吾國之公吾(憤)也。以此為文(敵),吾國之公敵也。即食其肉,詎蔽厥辜。徒以舉動激烈,橫被警察拘拿,聞將加學生以極刑,并解散京師大學。祖龍坑儒之行,唐季濁流之禍,竟出于共和國家,此豈有天日。豺狼當道,殺人媚人。吾國之片壤尚存,賣國之陰謀不息。關口奪氣,止沸揚湯。內梗和會之進行,外啟友邦之侮辱。莘莘學子,亦獨何辜。猶更世以宥善人,愿一心而扶正氣。伏冀主持公道,速釋學生,大局幸甚。臨電毋任主臣。湖南民政處長林支宇叩。刪。(熊希齡檔案)郭宗熙報告吉省學生運動情形電(1919年5月31日)國務院鈞鑒:內務部、教育部鑒:統密。迭奉迥、勘各電,業經分飭遵照。吉林省城情形,旬日以來,尚稱安靜。惟前據濱江道尹呈報:濱江各校學生,前聞有集議開會之舉,經飭勸止。又據吉長道尹呈稱:長春中、師兩校學生有日列隊游行演說,提倡國貨,立即開導解散。各等語。當經分飭隨時防范,毋復再有疏虞去后。旋據先后呈復,現均安靜無事。此外,各處學生,尚無何種舉動,堪慰廑注。除遵電辦理詳細情形已會同孟督軍另行電達外,恐傳聞失實,特電奉聞。宗熙。卅一。(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廣東外交后援會要求嚴懲國賊釋放學生電(1919年5月8日)上海唐總代表、各分代表,各省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外交后援會、報館均鑒:青島問題,關系我國領土主權,近在歐洲和會提出解決,忽主(生)外交阻梗,事實乃由國內賣國賊章宗祥、陸宗輿、曹汝霖等,甘心賣國所致。全國之人,同深切齒。北京學生激于愛國之心,致有毆擊章、曹之舉。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學生此舉,自盡清(清字衍)其愛國之責。北庭對于賣國賊,既不懲辦,反拘捕學生,是欲壓迫人民愛國之心,而甘心亡國也。為此電達,即請送電北庭,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賣國賊,盡法懲辦。被捕之學生迅速釋放,以伸國法,而順輿情。不勝企禱。廣東外交后援會叩。庚。印。(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云南特派員公署檔案)廣州參眾兩院要求釋放學生嚴懲國賊通電(1919年5月)上海唐、朱總代表暨各代表、各報館并轉各公團,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商會、農會、工會、各報館并轉各公團均鑒: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甘為外人鷹犬,密與日本勾結。外而阻撓赴歐代表之要求,撤消中日密約及交還青島。內則希圖破壞上海和議,以遂賣國陰謀。罪狀昭著,天人共憤。京津學生急于國亡之慘,目擊賊黨橫行,奮不顧身,義勇勃發,立毀曹宅,痛擊章獠,有國以來,無此痛快。乃北庭不思賣國奸黨盡可誅,反任意捕禁學生,并有將加慘害,及解散大學之說。國人聞之,不勝詫異。特于佳日特開兩院聯和會,群情憤激,一致議決,通電各省,要求北庭即釋已捕學生,維持各校現狀,嚴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以謝天下。諸公愛國熱忱,寧忍此莘莘學子受凌,務一致聲討,合力救援,為兩間留正氣。賣國官僚?[此句有缺文。],事機迫切,并盼進行。兩院(參)議院議長(林)森、眾議院議長吳景談、副議長褚輔成暨全體議員同叩。印。(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云南特派員公署檔案)趙家蓀等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嚴懲國賊電(此件系北洋政府陸軍部來電摘要。)(1919年5月13日)山東青島問題,近耗傳來,舉國震駭。北京學生,本愛國熱忱,激成義憤,情有可原,應請迅予釋放,并嚴誅國賊。一面迅電議和專使,毅力堅持。吾民誓當戮力同心,為政府后盾。迫切陳詞,伏維鑒納。(北洋政府陸軍部檔案)龔玉崑等要求從速釋放學生通電(1919年)廣東參眾兩院、護法政府,上海唐、李總代表、各代表,孫中山先生、章太炎先生、孫伯蘭先生、張溥泉先生,北京徐菊人先生、錢干臣先生,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教育會、農工商會、各團體、各報館均鑒:北京學生,以各種條約宣布之結果,曹汝霖、張(章)宗祥等實國事實,業已昭著。遂立燒曹汝霖家宅,并毆傷章宗祥,當時警廳捕捕(捕字衍)三十余人,查曹、章賣國,人盡可誅。該學生等激于熱誠,為國討賊,致身被拘留,凡有人心,均應憤激。請即一致主張,從速釋放,至為盼禱。國會議員龔玉崑、李有忱、王秉謙、蔣宗周、李紹白、玉章緣、周之楨、蓋度探、孫啟先、劉正?、姜翰卿、楊太實。印。(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云南特派員公署檔案)直隸督軍公署為鎮壓學生運動軍隊返防請撥發車輛電(1920年5月16日)北京陸軍部鑒:去歲因學界風潮,地方不靖,曾由馬廠直隸陸軍第四混成旅調來步兵一營,機關槍一連,在直駐扎。茲擬將此項部隊由津調回馬廠原防訓練,連同該營連裝械物品,計需頭二等車一輛,三十噸棚車二十輛,馬車一輛輸運。除填給乙種車照外,敬請大部查照轉行備運,盼速施行見復為荷。直隸督軍署。銑。印。(北洋政府陸軍部檔案)蔡元培辭職和挽蔡活動袁希濤挽留蔡元培并促其返校密電稿(1919年5月)(1)致沈信卿密電稿(5月12日)上海林蔭路教育會沈信卿先生:會密。九日,大學蔡校長辭職,逕行出京。直轄各校長,亦遂辭職。各校員生,紛起請留。情勢急切,部已派商耆,南來挽留。濤昨見首揆,頃謁元首。均囑部,速留蔡。倘蔡公抵滬,請先轉達。并希轉告菊生、夢麟兩公為荷。濤。文。(2)致沈信卿密電稿(5月13日)上海林蔭路省教育會沈信卿先生:會密。文電計達。蔡公是否抵滬,請先略復。北京直轄各校長,繼續辭職者,因留蔡未有結果,均尚未允回校任事。各校學生代表,每日開會。現狀如此,深以多延時日,無法維持為慮。……請速復。濤。元。(3)致胡家祺密電稿(5月13日)南京教育廳胡廳長:教密。函悉。支日被拘學生,虞日已一律保出。至挽留蔡校長事,昨謁元首,面囑部速留。政府并已辦有挽留指令。惟傅總長離部未回,未副署。現未發表,請轉告商耆。濤。元。(4)致黃炎培密電稿(5月15日)上海林蔭路省教育會黃副會長:會密。政府留蔡指令,已發表。直轄各校長,亦多允仍任職。蔡公已否過滬,倘對于挽留一節,遽仍表示決絕,則風潮難息。牽連教育大局,深可危慮。嚴范老已否北回。濤。咸。(5)致沈彭年密電稿(5月17日)上海林蔭路省教育會沈彭年君:會密。前兩日直轄校長辭職者,均回校,大學秩序已漸回復。昨晚大學,又以政府所發命令不滿意??[初稿下有“提出決難辦到之條件”句,定稿時刪去。],約集各校,發生風潮,現已設法維持。但再生枝節,則無法處置矣。蔡公蹤跡未得,如已托人在杭、紹物色,則公可即回京。……濤。筱。(北洋政府教育部檔案)陳寶泉等挽留蔡元培密電稿(1919年5月16日)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沈、黃、蔣先生:會密。請轉孑老鑒:公去留關系極大,萬勿堅辭,為吾道留一生機。泉等現以時局艱難,暫出維持現狀,仍視公為去留。寶泉、(?容)、邦正、?初稿此句下有“以息學界反對風潮”語,定稿時刪去。爾和同叩。部代發。銑。(北洋政府教育部檔案)袁希濤轉告撤回任命田應璜同意案密電(1919年5月21日)上海林蔭路省教育會黃副會長:會密。今日政府已聲明撤回田教長之同意案?[初稿此句下有“以息學界反對風潮”語,定稿時刪去]。特密聞。濤。(竹固)。(北洋政府教育部檔案)自祥安關于學生等開會討論蔡元培辭職及罷課問題的報告(1919年5月21日)外勤所巡官白祥安謹呈報事:于本月二十一日巡官代長警等,前往大學法科照料。于午前十時余開會,在法科大禮堂,到會人一百八十余名。其宗旨,系屬為蔡校長辭職及罷學等事。至十一時余閉會。巡官會同本署巡官曹連趾一分所巡官黃瑞祺在彼照料,并無事故。為此呈報。署長員鑒察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檔案)蔡元培復政府慰留電(1919年5月)大總統、總理、教育總長鈞鑒:奉大總統指令慰留,不勝愧悚。學生舉動,踰越常軌,元培當任其咎。政府果曲諒學生愛國愚誠,寬其既往,以慰輿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維持,共圖補救。謹陳下悃,佇候明示。元培。(北洋政府教育部檔案)袁希濤關于限令上課期滿部持冷靜態度密電稿(1919年5月29日)上海林蔭路省教育會黃副會長:會密。勘電悉,前限三日上課,表面以部令督促,內容系由各校分別勸導。惟外省日有罷課電到,京校益難挽回,今日限滿,部中持冷靜態度,以息外間訛言。聞學生方面,已漸有請假回籍者。大學情形極復雜,日內孑老來,恐亦難處理,爾和意見相同,適之赴津,俟回與商,如尚有方法,當再電告。特此密復。濤。艷。(北洋政府教育部檔案)以上摘自《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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