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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發展的新起點五四運動,中國,起點,發展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發展的新起點　2009-04-2822:349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也是一場偉大的促進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樹立起一座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豐碑。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記者就如何認識五四運動的歷史作用這一問題，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耿云志。記者：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救亡圖存，中國人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英勇卓絕的斗爭。在不斷的斗爭過程中，中華民族也日益覺醒。五四運動是否可以看成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新開端？耿云志：五四運動正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新開端。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從清末開始形成的。那時，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為圖自救，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被激活起來。但在五四運動前，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帶有明顯的被動性。只是在被侵略、被壓迫到不得已的情況下，民族意識才有所覺醒，并采取自衛的行動。五四運動使中國人的民族覺醒進入新階段。從1917年中國加入對德、奧兩國的戰爭時起，中國人開始主動地參與國際事務，主動地為爭取民族利益而斗爭。由此，中國在戰后得以參加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議，有機會在涉及中國權益的問題上說出中國人自己的意見，而且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完全聽從列強的擺布。中國人拒絕在損害中國主權的和約上簽字，為后來爭取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而進行的斗爭留下了充分的合法性空間。在五四運動中覺醒起來的民族意識，已不再僅僅局限于自己一個國家的范圍。由于中國人主動參與世界事務，增加了對世界的了解，認識到世界各被侵略、被壓迫民族歷史命運的共同性。從此，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斗爭便與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壓迫民族的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記者：五四運動是以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運動。這場運動對于中國革命而言具有什么樣的重要意義？耿云志：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政治革命的新階段，成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的爆發，是同早幾年就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有直接關系的。一大批受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青年學生們，躍躍欲試地要把從他們老師那里學到的新思想付諸行動。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極大地刺激了他們，于是首先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的學生們起來示威游行，隨后全國各地的學生陸續加入到抗議的行列。再接著，工商業者、工人、店員、學徒乃至一些鄉村的農民也都參加到這場空前的愛國運動中來。廣大群眾的奮起，立即把一場文化運動推進到政治運動的軌道上來，新的政治革命高潮來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發生在俄國的十月革命給人以突出的印象。而在五四運動后，蘇俄政府宣布放棄沙皇時代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權利，使長期以來苦苦尋求自救出路的中國人眼前一亮。于是，許許多多熱血青年紛紛以俄國布爾什維克為榜樣，以他們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中國共產黨就在這樣的新形勢下應運而生。五四運動以后，孫中山吸收了來自蘇俄的組黨和動員群眾的一些觀念和方法，在此基礎上，加上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孫中山著手改組國民黨，使之獲得新的生機和活力。五四運動最核心的口號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外爭主權就是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壓迫，內除國賊是要鏟除國內反動軍閥及其所操控的政府官吏。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軍閥統治集團是人民求解放的主要敵人。所以，在新誕生的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中，在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的宣言中，都明確地把反對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統治集團列為自己革命的主要目標。正因為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國共兩黨有了共識，才為兩黨的合作創造了共同基礎。1924年國共合作實現，立即引導中國革命進入高潮，并很快結束了北洋軍閥的統治。記者：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運動，而且是一場促進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從促進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國傳播的角度看，五四運動具有什么樣的歷史作用？耿云志：五四運動是在之前的新文化運動準備好的條件下發生的，而五四運動又把新文化運動大大地激揚和擴展開來，使它成為中國民族文化振興和建設現代新文化的一個里程碑。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無數青年學生，不但自己找到了表達抗議的最好方式，而且有能力到社會上乃至到工廠、農村去宣傳和組織廣大民眾。因此，中國近代社會第一次出現了最廣泛的社會動員，以社會知識精英、廣大青年學生為先導，有社會各階層首先覺醒的人士積極跟進，新文化運動不僅規模擴大了，而且大大提高了民族文化現代化的自覺性。這種巨大的歷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文學革命運動成為創造新文化的利器。新文化運動首先是從文學革命切入的，而文學革命最重大的成就是白話國語的形成和廣泛應用。語言文字是一種精神生產工具，而生產工具的革新會大大解放生產力，在物質生產領域如此，在精神生產領域也是如此。白話國語的盛行，有利于推動新教育的發展，有利于打破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嚴格界限，有利于各種人群、各種文化之間的溝通和互動。所以，白話國語是一種最方便的創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這是五四運動前后一個時期文化繁榮的重要前提條件。二是新教育的迅速發展。由于白話國語的推行，再加上新的教育觀念的引進，尤其是1922年中國的新教育家們為中國制定出一個比較合乎近代標準又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的學制系統，使中國教育事業真正走上比較健全的發展軌道。從這些受過新教育的學生中，產生出大批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教育等各領域的新式領袖和骨干人才，他們成為后來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在中西文化溝通中產生了民族文化復興的自覺意識和必要的精神條件。經歷清末民初幾十年改革與革命運動的震蕩，中國人一向尊君崇儒的文化觀念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對怎樣創造現代的民族新文化，仍然充滿疑惑。到了五四時期，中國人一方面不再把中國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另一方面也逐漸減輕了清末以來形成的過分的民族自卑心理，由此造成了開放的、世界化的文化意識，使中國與世界文化良性互動局面的產生成為可能。再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個人獨立、個性解放的觀念開始被承認，這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曾有過的。人們逐漸對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有了全新理解，從此人的創造精神和創造力得到了解放。這對于中國社會的進步，對于民族文化的振興，是極其重要的精神條件。四是社會公共文化空間的進一步擴展。清末，中國開始形成社會公共文化空間。到五四時期，社會公共文化空間得到蓬勃發展。這首先是由于新教育的發展，其次是由于社會團體組織空前擴展。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社會團體，較之清末民初成倍地增加，而且大多數都提出了諸如變革人心、改造社會之類的遠大目標。這些目標看似籠統，實際上反映出組織者們有了新的覺悟。許多社會團體為宣傳自己的主張，都辦有小報或期刊，傳播媒體因此大大發展起來。至于其他公共文化設施，如公共圖書館、閱書報社、劇場戲院等等，都比以前有巨大發展。所有這些，對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對于人們之間的思想交流和催生新的思想萌芽，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記者：一些人在研究新文化運動時認為其存在某些激進主義傾向。對此應如何認識？耿云志：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并不始于新文化運動或五四運動，早在清末就已出現。如在維新運動期間，便有易鼐、樊錐等人主張一切盡從西法，以及譚嗣同的“沖決一切網羅”之說。辛亥革命時期，亦有國粹派批評的所謂“醉心歐化”等思想傾向。造成激進主義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形勢和政治運動的推動。鴉片戰爭以后，國家時時面臨被列強侵凌乃至瓜分的危險，有志救國者和一般憂時之士，多有心急如焚的感覺，以救國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而且有愈來愈激進的傾向。在新文化運動中被認為比較激進的人物，大多與政治運動特別是革命運動有密切的關系。激進主義是對長久以來的專制主義的直接批判和反對。政治上激烈的反專制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在文化運動中反映出來。新文化運動中，雖然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吳稚暉等時有激進主義的思想和言辭發表出來，但從總體上說，他們的基本主張大多還是比較理性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到，文化先覺者們起而倡導新思想、新觀念時，常常會遇到巨大阻力。因此，他們通常比較注意反對和防范來自保守主義方面的抵制，卻忽略了另一種社會現象，即盡管提倡者出于理性，但社會受眾中卻有一部分人因為自身的特殊際遇，往往把本來理性、平和的主張推向極端。這種事例是很多的。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以后，胡適、蔡元培、蔣夢麟等人已經注意到某些激進主義的傾向帶有相當的危險性，曾發表許多文章和講演批評激進主義。同時還應看到，任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些負面的現象，我們不能指望一場偉大的歷史運動只給我們收獲好東西，而沒有任何負面的東西。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開辟和奠定了近代中國發展的基本趨向，不能因為其曾經伴生了某些負面現象而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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