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因為“五四”－tbu論壇

繼承五四　超越五四繼承,超越繼承五四　超越五四——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主持人：危兆蓋（本報記者）特邀嘉賓：鄭大華（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高力克（浙江大學教授）張寶明（洛陽師范學院教授）如何看待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記者：自五四運動發生以后，人們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就有著不同的解讀，各位認為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鄭大華：人們對五四運動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的五四運動，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因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而引發的北京學生愛國游行示威活動以及后來以上海“六三”運動為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愛國斗爭；廣義的五四運動，除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學生愛國游行示威外，還包括此前興起、此后得到發展的新文化運動，人們一般以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而以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為其結束的年代（也有學者主張以1923年為結束年代）。我們今天通常講的五四運動，根據不同的語境，兩種提法都是可以的。就廣義的五四運動而言，我認為其精神主要有三點：一是愛國主義。北京學生之所以要游行示威，就是因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英、美、法所主導的巴黎和會沒有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交還給中國，而是交給了日本，使中國的主權受到極大的侵害。所以，愛國學生呼喊的口號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其游行示威的直接目的是要阻止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協定上簽字。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直接背景，是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民族危機空前加深。換言之，挽救民族危亡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目的之一。二是思想解放。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我非常贊同鄭師渠教授提出的觀點，即“五四”的思想解放包括兩種解放：“對傳統求解放”和“對西方求解放”。“對傳統求解放”，主要表現為對傳統文化的反省、批判和重新估定其一切價值。“對西方求解放”，主要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影響，國人一方面要求重新審視中西文化關系，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觀提出了質疑和批評；另一方面不再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唯一選擇，而主張以俄為師，走社會主義道路。三是民主與科學。1915年9月，陳獨秀在標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的《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向國人疾呼：“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又生動地將民主與科學稱之為“德先生”與“賽先生”，并明確表示，“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尤須指出的是，“五四”所倡導的民主，不僅指的是民主制度，而且還包括民主觀念和民主精神；“五四”所倡導的科學，除科學技術或科學思想外，更是一種廣義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五四”對民主與科學的倡導，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動了思想文化的變革。正是從“五四”起，民主與科學開始深入人心，成為一種社會意識或價值觀念。高力克：由于五四運動有廣狹二義，人們對五四精神也就難免有不同的解釋，這應視為正常現象。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發表署名“毅”的文章《五四運動的精神》，文中首次將5月4日北京愛國學潮稱為“五四運動”，贊譽其為中國學生的創舉、中國教育界的創舉和中國國民的創舉，并將“五四運動”的精神概括為“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決的精神”。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最看重五四運動之“直接行動”的精神，并將其視為平民運動的第一步。新文化領袖陳獨秀則將五四運動視為“國民運動之嚆矢”，他亦強調五四運動不僅是愛國運動，其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以上觀點，都將五四精神歸為一種公民參與政治的直接行動精神和犧牲精神。就廣義的“五四運動”而言，“五四精神”則以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價值為精神內核。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高揭之“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闡揚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評判的態度”，無疑是“五四精神”之最核心的內涵。“民主”和“科學”為新文化運動追求的兩大現代性目標，“評判的態度”則表征著新文化運動之倫理革命和文學革命的批判精神。“五四”是一個偉大的啟蒙時代，“五四精神”最深刻之內核是思想解放的精神。陳獨秀主張：“除了牽強、附會、迷信，世界上沒有萬世師表的圣人、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學說這三件東西。”這是一種徹底的思想解放的精神。張寶明：“五四”和“五四精神”是兩個既相輔相成又自成一體的概念。就前者而言，它是一個囊括了整個五四精神之來龍去脈的一個思想體系。比如它既包括自《新青年》創刊伊始的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也包括日后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后的一系列新潮行為和運動；它既包括“新青年派”知識群體自身的言論行為，也包括由《新青年》雜志激活起來的保守主義等的思想和觀念；它有西方資源，也有東方資源；既有“導師”一輩的先驅，也有后生一代的崛起。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五四、五四運動、五四精神的總結和概括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現象就可以理解了。進一步說，“五四”和“五四運動”也不是一個概念，如上所說，“五四”是一個系統工程，外延和內涵都可以見仁見智，但“五四運動”一般指的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導師和學生共驅的“直接行動”。如果我們把五四系統工程粗略劃分為兩個時段，那就是我們常說的前一階段是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啟蒙主題的新文化運動，后一階段則是以愛國、進步之救亡為主題的社會運動。五四運動高潮之后，主導者陳獨秀就發表文章聲明“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區別，還專門連續撰寫《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和《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么》對當時各界的誤解以及誤會予以澄清。現在看來，陳獨秀的觀點并不過時。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是注重“創造的精神”的運動；五四運動的精神則是“直接的行動”和“犧牲的精神”兩個要素。不難看出，當時的策劃者陳獨秀、李大釗等先驅要求“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也達到了目的。從注重人文思潮到關注社會革命，“五四”所有的一切正是在這一條被先驅設計好的線路上進行的。“五四”留給人們的精神遺產記者：我想問的第二個問題是，作為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五四”給我們留下了哪些精神遺產？有人說“五四”后期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你們是怎樣看的？高力克：五四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古典向現代轉型的第一個高峰。晚清以降，在西力東侵導致中國深刻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問題的本質是文化沖突與文化再調整，新文化運動奠定了中國文化重建的方向。“五四”的精神遺產，不僅僅是“民主”和“科學”，它還包括一組體現啟蒙運動成果的現代價值，如“自由”、“人權”、“法治”、“個性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在五四時期，陳獨秀就將“人權”和“科學”并列為現代文明的兩大基石。“五四”的另一重大精神遺產，是“評判的態度”，即反思傳統的批判精神，它表征著一種偉大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普列漢諾夫將法國啟蒙哲學歸為“解放哲學”，“五四”啟蒙思想亦為一種“解放哲學”。同時，“五四精神”的豐富性還在于，它并不僅限于啟蒙思想，作為新文化運動之對立面的文化保守主義，如杜亞泉、梁漱溟和《學衡》派等對傳統的闡揚和對現代性的反思，亦不乏深邃的思想智慧。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頡頏激蕩，構成了“以現代化批判傳統，以傳統批判現代化”的文化對話。“救亡壓倒啟蒙”說是上世紀80年代一些人詮釋“五四”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五四”風潮以后，救亡圖存的政治運動逐漸壓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啟蒙運動。此說與胡適晚年的“政治干擾文化”論一脈相承，胡認為五四運動的政治干擾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中斷。應該說，“救亡壓倒啟蒙”說看到的只是歷史的一個表面現象，并不是一種嚴謹的學術觀點。他們的“救亡”概念含混地包括民族救亡運動和國民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等完全不同的政治運動。而且這種政治與文化關系的外在解釋，忽略了啟蒙的內在矛盾和自我瓦解。在中國現代化史上，救亡與啟蒙難解難分。自嚴復始，中國的啟蒙即源于救亡，救亡是中國啟蒙的深層動因。與法國啟蒙運動相比，中國啟蒙運動毋寧說是一種落后民族尋求富強之道的“救亡型啟蒙”。因而，以“救亡”與“啟蒙”對舉，本身就有一個歷史語境錯置的問題，似乎中國有一個歐洲式的純粹的“啟蒙”。“五四”以后，新思潮經歷了一個從思想啟蒙到“直接行動”、從“價值重估”到“社會改造”的轉變，由此革命運動代新文化運動而興。這種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消長，是“啟蒙轉化革命”，它本身亦為啟蒙邏輯演化的結果。胡適晚年的學術秘書唐德剛就反對胡適的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之說，他認為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后果，必然是一個新政治運動，而新文化運動則為百年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個階段。鄭大華：救亡和啟蒙不僅是“五四”時期的歷史主題，也是整個中國近代的歷史主題。因為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一部中國近代史，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相勾結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過程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之過程的歷史。如果說反帝是為了救亡的話，那么反封就必須進行啟蒙。反帝和反封，亦即救亡和啟蒙，是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兩個重要的組成方面，始終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誰壓倒誰或誰取代誰的關系，而是相互推動、彼此促進的關系。以五四運動而言，如前所述，挽救民族危亡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目的。而新文化運動的開展使青年們的思想獲得極大的解放。正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出現了許多宣傳和研究新思潮的社團和刊物（如新潮社和《新潮》雜志）。這些社團和刊物的負責人和成員后來大多成了五四愛國學生游行示威活動的組織者和參加者。由此可見，沒有新文化運動，便不可能有“五四”和“六三”那樣大規模的愛國運動的發生。而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生又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正是以五四愛國運動為契機，新文化運動開始從北京等少數幾個中心城市逐漸發展到全國。以白話報刊為例，五四愛國運動前，全國的白話報刊屈指可數；五四愛國運動以后，全國的白話報刊猛增到400多家。說“五四”后期救亡壓倒了啟蒙，主要是說“五四”后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及發展，淡化甚至中斷了新文化運動前期對西方民主、自由的宣傳。這種觀點，我是不贊成的。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我們不能說宣傳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就不是新文化運動。所謂新文化，是相對于中國的舊文化而言的，馬克思主義理所當然地屬于新文化的范疇。第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沒有壓倒或中斷五四前期的啟蒙，因為馬克思主義也反對封建主義，實際上五四時期激烈批判封建主義的不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而是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也主張民主和自由，不過馬克思主義主張的是人民民主和階級解放、民族自由。從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到階級解放、民族自由，這是啟蒙的深化和提高。第三，中國需要民主和自由，但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的原因，決定了中國要實現民主和自由就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而只能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路。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和發展不是啟蒙的中斷，而是以一種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形式進行的啟蒙。實際上，對于廣大下層民眾，尤其是廣大農民來說，他們不是從胡適等人那里知道民主、自由的，而是在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如抗戰時期邊區的民主改革）知道民主、自由的，并學會了如何行使民主的權利。如何看待“五四”的歷史局限性記者：目前學界在“五四”研究上還存在著不少爭論，如“五四”是否全盤反傳統、是否全盤西化等問題。你們怎么看？對“五四”的歷史局限性，你們又是怎樣看的？張寶明：自從五四運動發生的第三天起，就開始有人對此作研究和總結。如同“五四”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格局一樣，90年來學術界關于“五四”思想譜系的論說也可以說是新論迭出，紛至沓來。譬如“五四”是不是全盤反傳統、是不是全盤西化，就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學術命題。而且，它并不因為論爭已久、論爭深入而顯得無足輕重。實際上，“五四”反傳統、西化的全盤性命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如同一枚硬幣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問題給予全方位的透視或說一并解決。試想，既然是全盤性，那就有非此即彼的嫌疑。質而言之，如果把傳統全盤反了，那還不是要將西方的東西整體位移過來填補這個“真空”？在今天看來，這是一個不必爭論，甚至是不辯自明的問題。有哪一個民族會在自己的廢墟上再造一個文明呢？高力克：上世紀80年代后期，林毓生、余英時關于“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批評傳至中國大陸，引發了思想界關于現代中國激進主義的反思和討論。“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由此成為“國”學而垂兩千年。因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儒學批判是中國文化之典范轉換的必要步驟。“五四”反傳統主義的興起，其遠因是儒學作為“國”學的整全性價值系統，以及中西文化沖突之劇烈；其近因則為民初帝制運動與孔教運動合流之刺激。民國時期思想史家郭湛波贊譽陳獨秀是中國近50年思想史上第一個大思想家，其最大貢獻，是對籠罩中國思想兩千年的孔子思想之破壞。但另一方面，“五四”激進知識分子亦存在著嚴重的思想偏頗，如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的極化思維、輕率蔑棄傳統的文化虛無主義、進步主義之迷思和革命崇拜。儒學不能化約為“三綱”和禮教，其仁學、忠恕之道、“五常”等蘊涵著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原則。甚至全盤否定儒學價值的五四激進知識分子亦不批評這些道德傳統。“五四”啟蒙思想的局限性，還表現在唯新是尊的進步主義和非此即彼的極化思維。誠如張灝所言，“五四”知識分子對“民主”和“科學”的烏托邦期待，使“德先生”和“賽先生”變成了“德菩薩”和“賽菩薩”。“五四”式的全民主義和唯科學主義觀點，已蘊涵著“民主”和“科學”異化的內在因子。全民主義是一種激進的高調民主觀，其人民自治的絕對民主理想，具有濃厚的民粹主義烏托邦傾向。唯科學主義主張“以科學代宗教”、“科學的人生觀”，尊科學為籠罩一切的絕對真理，亦違背了懷疑、試錯、多元的科學精神。鄭大華：我是不贊成“五四”是“全盤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的觀點的。因為就現有資料來看，“五四”反對的主要是儒學，特別是它的核心禮教。就是那些認為“五四”是“全盤反傳統”的學者，也主要是從“五四”激烈地反儒學、反孔教來立論的。我們且不說“五四”反儒學、反禮教有其深刻的認識根源和歷史根源，有它歷史的合理性，就其反儒學、反禮教的內容來看，“五四”反對的主要是儒學的現實價值，而非歷史價值，對于后者，他們還是承認的。胡適自己就說過：“有許多人認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許多方面，我對那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嚴厲的。但是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敬的。”假如我們不囿于儒家中心主義的成見，不把儒學看成是唯一傳統，更不把儒學之禮教與儒學、與傳統等同起來，而是承認傳統只是歷史的沿襲，是我們先輩們所創造、吸取并發展至今的一切文化形式，那么顯而易見，“五四”并沒有“全盤反傳統”，也沒有主張“全盤西化”。當然，這并不是說“五四”沒有其局限性。我認為，“五四”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對待傳統文化上，沒有處理好破與立的關系，對傳統文化之糟粕的揭露和批判有余，而對傳統文化之精華的發掘和弘揚不足，往往把封建時代的文化錯當成了封建文化而加以批判，甚至說了不少過頭話（如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就像毛XX批評的那樣，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第二，在對待西方文化上，沒有處理好西化與現代化的關系，誤把西化當成了現代化，認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走西化的道路，用陳獨秀的話說：中國“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國粹、什么國情的鬼話來搗亂”。第三，在對等中西文化的關系上，對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缺乏全面的認識，只重視中西文化的時代落差，而很少領會中西文化的民族特征，往往以時代性的比較取代了民族性的分析。由于在時代性上，中國傳統文化幾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個時代，因此其比較的結果是中國文化百不如人。第四，由于客觀（形勢）和主觀（認識）的原因，“五四”人大多具有一種急功近利的情緒，對解決中國問題的艱巨性和復雜性認識不足，以為只要輸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前期），或引進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后期），中國的問題就迎刃而解，而缺乏長期啟蒙的思想準備，缺乏對有關問題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認真研究，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對馬克思主義往往持一種教條主義的理解，這給后來的中國革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消極影響。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承認“五四”有它的局限性，但不能以此而否定它的歷史意義。與局限性比較，“五四”的歷史意義是第一位的。這是我們評價“五四”應持的基本態度。紀念“五四”的現實意義記者：五四運動已經過去90年了，不同時期的人們對“五四”有不同的紀念，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的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紀念“五四”？鄭大華：正如我們談話的主題所揭示的，我們紀念“五四”，就是要繼承“五四”，超越“五四”。首先就繼承而言，我們要繼承“五四”的愛國主義、解放思想和民主與科學的精神。當然，由于時代的不同，環境的變化，其具體內容也會有所差異。比如，五四時期的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以阻止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協定上簽字，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而當今的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自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貢獻自己的力量。解放思想，也不是像五四時期那樣，是“從傳統求解放”，“從西方求解放”，而是進一步從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中，從對西方價值觀念的迷信崇拜中，從舊的條條框框、舊的習慣勢力、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堅持改革開放，努力吸收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把中國建設成為民主、富強、文明、和諧的國家。民主與科學，在五四時期更多是對它的思想、精神的宣傳和倡導，而在今天，除了要繼續對廣大國民進行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啟蒙外，我們要把其重點放在制度的建設上，要與一切不民主、不科學，甚至是反民主、反科學的思想和行為作堅決斗爭。其次從超越來講，我們不僅要克服“五四”的歷史局限性，正確處理好破與立的關系，西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全面認識文化之時代性和民族性，加強對中國國情的研究，充分認識要在中國這樣一個既有古老文明、小生產者又像汪洋大海的國家進行思想啟蒙的艱巨性，而且還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度，總結自五四運動發生以來中國所走過的90年歷程，以一種更加開放的心態，重新認識“五四”，審視“五四”，使五四的精神和遺產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高力克：盡管五四運動距今已經90年了，但我們紀念“五四”，仍要繼承和發揚“民主”、“科學”、“愛國”等等“五四”的偉大精神遺產，這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精神動力。我們今天尤其需要發揚“五四”思想解放的偉大精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騰飛正是思想解放的偉大成果。實現中國的發展進步，需要我們不斷地解放思想，充分地激發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紀念“五四”，重溫“五四”，我們可以放眼世界，反思傳統，從中不斷地獲得改革開放的精神動力。21世紀的中國，仍然面對著百年中國現代化和文化建設的歷史主題。今天，我們需要回到接引世界現代潮流的“五四”，檢省中國走過的曲折的現代化歷程。回眸90年前的“五四”，我們今天面臨的既有百年中國現代化的老主題，又有新世紀轉型社會的新問題。繼承“五四”和超越“五四”，需要我們以開放的心態，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整合“五四”多元的精神遺產，超越“五四”的思想局限，以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迎來中國文化復興的偉大時代。張寶明：20世紀的風云際會、世事滄桑使得五四精神隨著時代精神的變化而在每一個特定的時期都賦予了特殊的色彩。歷史的漸行漸遠不但沒有讓五四精神成為塵封的往事，相反，倒是歲月的沖刷讓五四精神積淀出了豐厚的精神內涵和豐富的思想價值。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能在時隔多年后回首那場運動時仍然感到那么親切、直觀、生動、鮮活的原因。用“歷久彌新”這個成語來形容五四運動的意義和價值最為形象。五四運動提出的問題或說提出的命題不但是過去我們這個民族乃至人類關心的問題，也是當下甚至未來我們這個民族乃至人類關心的問題。我愛用“精神事件”這個詞來概括五四那一代人所做的工作。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思想史上重大的精神事件，它架構在民族性和時代性的精神坐標上，其當代性和前瞻性不會因為歷史的遠去而發生位移，其歷史性和民族性也不會因為社會的變遷而黯然失色。必須看到，一個民族不能沒有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脊梁的鑄成則是由多個重大的精神事件作為質料的，而五四運動正是近代以來一代思想先驅以“鐵肩”擔當“道義”時裸露的精神脊梁。這也是我們今天重提五四運動之精神的根本所在。我們紀念“五四”的本意，不是為歷史而歷史，為過去而過去，而是為了現在和未來，并通過再現過去來映照未來。在中國現代性問題愈來愈受關注的今天，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的當下，我們紀念“五四”，確實有其特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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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頤：因為“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