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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把板子都打在五四屁股上板子,屁股,五四別把板子都打在五四屁股上張鳴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一個歷史事件經過這么長時間，還讓人惦記著，本身就說明這個事件對后來的歷史影響很大。從前在大陸，對于五四基本上是一邊倒的贊揚，每年5月4日，學生們都要唱歌跳舞的慶祝，后來不知怎么一來，五四青年節隨著五一長假就給放掉了，倒是今年，五四還沒到，相關的文章已經出來了，接連看了兩篇，居然都是唱反調的，無論如何，都是好事，說明我們的意見有點多元的意思了。只是，老調子固然乏味，反調也未必唱得圓通，剛看到一篇秋風先生的文章《政治改革沒必要摧毀傳統文化》，無論如何，都感覺莫名糊涂。文章從泰國的政治亂象和印度的大選談起，好像意思是說印度的民主要比泰國成熟一點，但不知為何卻說，“從泰國政治亂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運轉，至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憲政需要傳統。”而且還說，“考察這兩個國家，立刻發現兩者有一共通處：兩國社會都相當地傳統，尤其是都有十分深厚的宗教傳統。這一點反而成為兩國建立憲政制度的優勢。”難道亂象和穩象，都是優勢的體現嗎？正如我不明白他為什么在論述印度憲政制度穩定的時候，非要提到東巴變成孟加拉，暗示這是印度憲政制度運轉唯一的“中斷”一樣，難道在秋風先生眼里，印巴分治各自建國之后，依然算是一個國家？當然，外國的事我不明白，可能也不好說，秋風先生無非是當個引子，重心是說，憲政需要傳統，批五四反傳統，罪孽深重。深重到什么程度，秋風先生的意思，新文化運動毀滅文化，似乎也連帶著毀了中國的憲政，連黃苗子和馮亦代所謂的“告密”（對此事的真偽，我還存疑），也要算在五四的賬上。這樣重的板子，五四的屁股真有點吃不消了。考察一個歷史事件，必須回到事件發生的歷史情景中去。上個世紀初從袁世凱稱帝到皖系軍閥當政這段時間，中國文化的確處于死氣沉沉的局面，新教育辦了多年，但是連西方的學科體系都沒能建立，北大講哲學，得從三墳五典開始講，文學、史學、文學史彼此夾纏不清。不僅男女同校想都別想，連女生剪辮子，都會被學校開除。所謂的新學堂，除了添了些聲光化電的課程之外，還是經學的天下。社會上，巴金小說《家》說的大家族，也的確有可惡之處。五四前后，熱情擁抱傳統，提倡尊孔讀經，獎勵烈女殉夫的人，不是軍閥就是政客，有些還是非常惡心的軍閥政客，像狗肉將軍張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多少槍和多少姨太太，但卻熱衷跟末代狀元詩酒唱和，在治下學校推行尊孔讀經，還大印十三經。袁世凱的稱帝，也許有他的不得已，但跟稱帝聯系在一起的，畢竟是尊孔和祭天。嚴格來講，傳統在新文化運動沒有興起之前，已經被當政者捧殺了。這樣的傳統，反一反，有何不可？就當時而言，新文化運動不僅在輸入思想和學理方面，開辟了中國文化的新局面，而且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我們的學校，至少在人文方面，恐怕還會經學的天下，哲學史，講到周公，學期就結束了，孔子還是大半個圣人，無法像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那樣，變成一個思想家供學者剖析。中國高等教育的頂峰，也恰是在五四運動之后出現的，不僅國立和私立大學名校迭出，就是教會大學，經過五四也逐步淡化了宗教色彩，步入世俗教育的軌道。中國文化在民國時的繁榮，無論學術還是文學藝術，也是五四之后出現的，當年的學術大師和文學巨子，甚至畫家、名導演和演員，無論文化態度保守還是開放，都跟五四新文化運動脫不開干系。面對這些事實，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毀滅文化，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如果單從五四政治運動之后，激進主義流向就否定五四，其實也沒道理。很簡單，“吃五四飯的”（蔡元培語）不僅有激進的左翼，還有激進的右翼，比如國家主義者，他們對傳統往往情有獨鐘，還有自由主義的右翼，胡適、傅斯年、羅家倫這樣的人，好像對中國后來的激進不該負責的，而他們的學術研究，也走向了整理國故，即使反傳統，也反的不徹底。而且，五四還有更多走中間道路的人，大批走教育和實業救國道路的人，看看他們的回憶，好像血管里也流淌著五四的血。至于把所謂的告密，賬也算在五四頭上，實在太冤。就算黃苗子和馮亦代兩位老先生都告過密，但是兩位不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他們在舊中國也生活過很長一段，他們老師就更是如此，如果說反了傳統就會告密，為什么他們在1949年之前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更何況，我們民族的傳統中，也有法家的一份，那一份里，其實就有告密這東西，反傳統，如果反了到傳統的酷吏風范頭上，其實反而不會告密。其實，傳統就單算儒家一份，那么，五四反過之后，其實傳統并沒有被反掉，上流社會，有蔣介石支持的新保守主義的復興，底層社會，則大體詩禮依舊，人們婚喪嫁娶，宗族祭祀，還是老一套。這一套真正被摧毀，是經過土改、合作化等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超大規模的掃蕩，鄉村精英連同文化精英一并被毀滅，改造之后的事。這種革命的結果，怎么可能都算在五四的賬上？不能說革命領袖中有幾個五四青年，就說革命就是五四延續，別忘了，還有好多五四青年，是自由主義者呢。正像印度的傳統，很難說清楚是什么一樣，中國的傳統，也是一言難盡。反傳統的事情，如果僅僅是些文化人的作為，其實無論怎樣反，都反不掉，導致文化和傳統被摧毀的，并不是五四。張鳴先生說，有關五四運動的文章接連看了兩篇，居然都是唱反調的，我看到的幾篇文章，則仍是肯定五四運動的多，下面介紹兩篇。秦曉鷹在《90歲的“五四”還活著嗎》中提出：我們說“五四”還活著，還因為它“活”在那個90年前就已經提出，至今還在為之奮斗的理想中。這個理想就是中國人追求了近百年的“科學”與“民主”。當那些吮吸著民脂民膏的獨夫民賊昏庸的王朝腐敗的政府都向一種學說頂禮膜拜時，當一個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給列強的軍閥政權在喪權辱國的同時竟然企圖用儒學約束國民時，作為叛逆者救亡者革新者愛國者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作為猶如杜鵑咯血般呼喊著救國的青年來說，他們又怎么可能不對主張秩序大于一切的儒學孔家店發起猛烈地批判和沖擊呢？！（曉鷹筆苑，2009-04-2516:34:53）袁緒程在《永遠的五四》中說：我們也不妨自省：我科學了嗎？高歌呼吁科學90年了，還有人打著偽科學在騙人，用科學的“方法”造假、坑人，如往牛奶里摻入三聚氰胺，用敵敵畏泡制火腿，教授造假論文，假冒偽劣俯拾皆是等等。科學是求真的，當被視為社會的良知——知識分子都敢造假，你還能相信誰呢？不要忘了，科學是一種思維方式，是認知的工具，也是一種心態，講科學就是要求真務實，改變中國人“一夜暴富”的心理，要“流著汗去吃面包”。要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以犧牲環境、透支未來、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們也不妨反思：我民主了嗎？換句話說，我們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了多遠？還有多長的路要走？相比千年專制，我們的確民主多了，但離五四那一代青年人，“一二九”一代、“老三屆”一代青年人乃至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人心目中的民主還有多大的距離呢？探索新文化、圖存救亡的五四運動的激情歲月，已漸漸遠去，它甚至消失在光怪陸離的城市及其市民的燈紅酒綠之中。但我仍然堅信，作為一種精神、一種符號、一種榮譽、一種象征，她永不褪色，永遠銘刻在世世代代中國人的心中。（原文載于《中國改革》2009年第五期）都是肯定五四運動，并認為應該為之繼續奮斗。持否定觀點的也看到一篇，龔鵬程在《五四先驅都是才疏學淺之輩》中說：“待我漸漸熟悉五四及相關人物後，老實說，我確實是較贊成那些反對五四、批判五四、認為五四帶來了共產主義，所謂先有「胡禍」然後才有「赤禍」一類說法的。”他這種觀點在大陸少見，海外常見。他自認與他的友人多是寫古文駢文的，或講經學、鑽研宋明理學的人有關，覺得白話文運動是劣幣驅逐良幣，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喪文化命脈，改宗洋人，終至全盤西化，而漸漸衍為文化大革命。推源禍始，五四難辭其咎。至於那些五四人物，學殖淺薄，乃竟因緣時會，暴得大名，說起來，更是令人慨嘆。（摘自龔鵬程的新浪博客《五四的典範》(2009-04-2708:32:28)有介紹稱這位龔先生是“當今天下“第一才子”，每年著述約一百萬字。迄今為止，正式出版的專著已有七十余種，主編著作不計其數。近期在大陸出版著作約七種”，身兼“中華道教學院副院長、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武俠文學會理事長、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等海內外多種學術性和文化性社會職務。在新浪博客的自我介紹為：“龔鵬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臺北。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畢業，曾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臺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創校校長。曾獲臺灣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杰出研究獎等獎項及臺灣校園十大名師、臺灣十大金榜專欄作家稱號。2004年起，龔鵬程歷任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教授。現為北京大學教授。”因此他對五四運動有以上的認識并能說得很直白，不奇怪。不過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當年不止是***，國民黨也是肯定五四運動并接過民主與科學旗幟，而我以為這正是國共聯合舉兵北伐時，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的重要原因；而后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也與他悖離了五四精神，拋棄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不可分。我以為各種相去甚遠的觀點都能直截了當地公開出來，很好，這也正體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而如無這種精神，否定五四運動的言論也就發不出來了。因此對如何看待五四運動有爭議，好！五柳村編者，2009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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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理解“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五四運動,總司令怎樣理解“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總司令”毛XX在關于《七大工作方針》的講話中說：“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怎樣理解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我試著說下面的一二三，向各位求教。一，陳獨秀是喚起民眾思想的先驅者早在1904年，陳獨秀在安慶、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就用極其通俗的文字宣傳反帝愛國、反對封建專制，喚醒民眾掙脫天命觀的枷鎖，振作自強。《安徽俗話報》成了安徽最早負有開啟民智使命的大眾傳媒，它還發行到了上海、北京、河北、遼寧、山東、江蘇、湖北、江西等省市，讀者稱贊《安徽俗話報》“最開風氣”。在辛亥革命、反袁斗爭失敗之后，陳獨秀繼續探尋救國救民道路，在《甲寅》雜志上發表了第一次以“獨秀”署名的、轟動一時卻一時讓不少人難以理解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最終讓人們從現實的“于共和政體下卻備受專制政治之痛苦”中覺醒起來。因為這篇文章，陳獨秀被章士釗稱為“汝南晨雞，先登臺喚耳”。辛亥革命的共和變為帝政，是陳獨秀第一個從中看清了“吾國年內政象，唯有黨派活動，而無國民運動也”，他認為補救的辦法就是“首先革中國人思想的命”，主張從思想革命入手，提高國民素質。陳獨秀為此毅然從日本回國，在上海獨力創辦《新青年》雜志，借答讀者來信強調：“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新青年》的創刊，標志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高舉“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振臂一呼，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隱退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項標準，這六項標準囊括了國民性改造、社會進步、國體民主的全部要素，成為了發動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陳獨秀又把“科學”與“民主”跟封建的綱常教義、專制迷信尖銳地對立起來作批判，讓民主思想在國民心理上生根。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六項綱領性的主張，在當時具有振聾發聵、石破天驚、春雷震天地的巨大影響，起到了讓青年“如在黑夜中見到曙光”一樣的啟蒙作用。陳獨秀在李大釗等人的協助下，同時又主編了五四時期最有影響的報紙《每周評論》，把思想文化斗爭和政治斗爭結合起來，系統報道和評論國內外大事，大造輿論，指導輿論，推動民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支持文學思想革命斗爭，傳播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思想。這份報紙不僅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鮮明特色，而且顯示出了社會主義傾向。在它的影響下，各地出版了一批類似的評論性報紙。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和《每周評論》風行一時，每到一處，都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陳獨秀的政論和陳獨秀的名字，成了國民思想革命的向導，陳獨秀成了當然的國民啟蒙運動最權威的領路人。二，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這里，仍用毛XX所說的史實來論證，陳獨秀是無可爭議的這樣的精神領袖。毛XX向斯諾暢敘人生后有了第一部《毛XX自傳》。毛XX在這部自傳里說：“在1916年，我和幾個友人成立了‘新民學會’，會員有七八十人，其中有許多人后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同時在中國其他部分像這類的激進團體，都由那時在政治上占有勢力的戰斗青年紛紛組織起來。”“這許多團體大半都是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影響下組織起來的。而我在師范學校讀書時就開始閱讀這本雜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適所做的文章。他們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經厭棄的康有為和梁啟超。”與毛XX關系密切的張昆弟說過：“以前潤之是言必稱康梁的，陳獨秀辦了一個《新青年》，又言必稱陳、胡了。”毛XX后來辦《湘江評論》的思路是沿襲了陳獨秀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最重要的文章是毛XX寫的《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毛XX還曾說過：“當我在北大的時候（即在北大圖書館當佐理員），他（即陳獨秀）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里任何人所給的都大。”與毛XX幾乎一樣，受到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志無比巨大影響的，還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還有惲代英、葉挺，還有張國燾，還有冰心，等等等等。偉大的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都與《新青年》和陳獨秀的名字緊密相連，不可分割。《新青年》這份革命雜志以創導“科學”、“民主”和新文學而聞名于世，成為百年中國的“天下第一刊”。它代表了中國由舊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轉變的時代，它肩負著繼往開來的革命使命，處于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有著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是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陳獨秀是《新青年》的靈魂。是陳獨秀登高一呼，應者云集，將當時的第一流的文化精英匯聚在自己周圍。他吸引和團結或者說是支持了胡適、錢玄同、魯迅、劉半農、蔡元培、沈尹默、高一涵、易白沙、王星拱、俞平伯、李大釗、林語堂、周建人、周作人、傅斯年、羅家倫、孫伏園、陳望道等等一時名彥，結成文化陣營，一起來完成繼往開來的偉大的歷史使命。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正是陳獨秀的一封約稿信，要求“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這才有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上發表，胡適成了文學革命的急先鋒，接著依陳獨秀的話說為助胡適，而甘冒全國學究之敵，寫下了震撼文林的五四文學革命宣言書《文學革命論》。也正因為陳獨秀的感召，魯迅這才稱自己的創作為“遵命文學”，他所說的“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而這個“革命前驅者”，不是別人，就是《新青年》主編陳獨秀。也正是陳獨秀和蔡元培的相互倚重，使得沖擊封建專制羅網的新潮雜志《新青年》與北大的思想自由、學術資源得以歷史性地會合，使得北大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和大本營，成為五四救亡運動的搖籃和基地。五四運動爆發，一時風起云涌，可謂怒潮澎湃，天翻地覆，陳獨秀就站在怒潮的潮頭，處在浪潮的核心位置，領導著這場史無前例的愛國運動。陳獨秀是當仁不讓的五四愛國運動的精神領袖。三，陳獨秀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革命領袖正當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時，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卻傳來了巴黎和會帝國主義分贓的消息，把德國原在山東的特權強行讓與日本！這大大刺激了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于是，直接引發了五四愛國運動。陳獨秀倡導思想革命，原本就為了進行政治革命。此時，他所渴望的革命運動來了，作為國內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不僅寫下了《北京市民宣言》，還親身沖鋒陷陣，上街散發，因此被捕而英勇不屈，出獄后即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向了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是一個從秀才到中共總書記的傳奇人物。他十五六歲開始就憂國憂民，為國為民；十八歲就寫出《揚子江形勢論略》《揚子江籌防芻議》這樣的沒有虛文套話的國防要論，這是何等的可貴品格！陳獨秀他舊學根底厚實，接受新學迅速；他通古博今，又自學日、法、英語和俄語，涉獵中外；他五次東渡日本，接觸西方民主科學，見多而識廣；他少年反清反帝，愛國思想強烈，青年時期多次組織激進團體，還發起組織過俠義暗殺組織岳王會，又積極參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爭；他志存高遠而學識淵博，他富有卓見而思想解放，他魂力非凡而胸襟寬廣，他為人直率而性格剛毅。陳獨秀他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又不講假話。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寫道：“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從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他說得到，他做得到，他是標準的“一面派”。陳獨秀他真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人格高尚，他在獄中給劉海粟寫的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那是真的自我寫照。陳獨秀他既有獨領風騷的領袖天賦，又具叱?風云、呼風喚雨的能耐，再加上他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他不當五四運動總司令，誰當五四運動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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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中國近代長著硬骨頭的外交家顧維鈞,硬骨頭,外交家,中國21顧維鈞，中國近代長著硬骨頭的外交家顧維鈞生于江蘇省太倉州嘉定縣，初入舊式私塾，于1899年考入衛理公會的上海英華書院預科，1901年考入圣約翰書院。1904年自費赴美國留學，入紐約庫克學院。一年后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文科，畢業后攻讀政治學研究所。1909年獲碩士學位，1912年獲法學博士學位。同年經唐紹儀介紹，回國任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兼外交秘書。1914年與唐紹儀女兒唐寶玥結婚。1915年獲悉中日“二十一條密約”，無奈之下將其洩露，以期獲得輿論的支持而為中國爭奪權益。同年赴美國任駐美公使。1919年，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巴黎和會。會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戰勝國的身份接管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顧維鈞為此準備了《山東問題說貼》，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圣地耶路撒冷，震撼歐美代表，扭轉了輿論形勢并博取列強同情。后由于意大利退出“和會”，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脅生效而導致“和會”流產，于是將德國于山東的本有權益割讓給了日本。消息傳回國內，引起中國人民的抗議，爆發了“五四運動”。此時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徵祥離開巴黎。因此顧維鈞實際上暫攝團長職權，顧維鈞不懼日、美、英、法勾結欺侮弱國的淫威，為維護中國山東權益大義凜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強，在他的主持下，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于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最后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1920年顧維鈞改任駐英國公使。1921年作為中國政府全權代表之一，參加“華盛頓會議”，經過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附件，這個條約使日本在山東的經濟、政治地位仍然很牢固，同時也為美國插足山東提供了機會。盡管如此，它仍然是中國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凡爾賽和約》關于山東問題的決議，至此得到了重要修正。中國收回了山東主權和膠濟鐵路利權。當時顧維鈞33歲。1922年起，歷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并兩度代理內閣總理。國民革命軍基本統一全國后，曾被國民政府通緝。1930年經張學良斡旋，加入國民政府，重返外交界。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受中國政府委派，參加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不畏日本阻撓甚至生命恐嚇，堅持進入中國東北實地考察并且獨立進行了許多工作，向調查團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徑的長篇備忘錄，對調查團施加影響，為中國博取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顧維鈞長期出任駐美大使，為中國抗日戰爭在美國奔走呼號，爭取援助。1945年6月26日，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首先簽署了《聯合國憲章》。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在紐約的寓所去世。當98歲高齡的他離別這個世界時，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不再是弱國外交。顧維鈞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記只有一句話：“這是平靜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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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李大釗被害及兇手落網記李大釗,先驅,兇手先驅李大釗被害及兇手落網記核心提示：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的道德、學問和文章影響和哺育了五四時期一代先進青年。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慘遭反動軍閥殺害。那么，是誰出賣了這位革命領袖?他又是如何遇害的?殘殺烈士的兇手伏法了嗎?　慷慨赴難1927年4月16日，段祺瑞剛剛垮臺，奉系軍閥張作霖就占領了北京。看到滿大街耀武揚威、橫沖直撞的東北兵，以足智多謀而被北京大學同仁戲稱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趕到孔德中學，悄悄把正在聽課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叫了出來，神色凝重地對他說：“轉告你的父親，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張作霖這個紅胡子是殺人不眨眼的啊!”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渤海之濱的河北省樂亭縣胡家坨鄉大黑坨村。李大釗自幼勤奮刻苦，成績優異。1907年，李大釗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從天津法政學校畢業后，李大釗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1918年1月回國后，經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留學三年，李大釗思想大變，痛感國家危亡，開始尋求救國之道。1918年冬，他開始參與主編《新青年》，還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了《每周評論》，廣泛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19年7月，李大釗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全國產生了極大影響，一大批時代青年就是通過學習李大釗的這篇文章，轉而尋求馬克思主義真理。其中有位來自湖南韶山的青年，當時作為北大圖書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經常向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請教，深受其影響，他就是青年毛XX。正是因為李大釗率先在中國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大力倡導馬克思主義，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遠東局局長維金斯基等人來到中國，首先找到了李大釗。通過深入交談，兩人對籌建中國共產黨取得一致意見。隨后，李大釗又介紹維金斯基到上海去見陳獨秀，由此開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偉大壯舉。中共一大后，北京成立了黨的北京地方委員會，后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區委，都是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革命形勢日益高漲，李大釗的名聲也越來越大。北洋軍閥多次下令通緝抓捕李大釗。反動軍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釗在北京的住所，還派兵到樂亭他的故居去抓人。1926年3月12日，兩艘日本軍艦突然炮擊天津大沽口，炸死炸傷國民軍官兵多人。事后，日本又糾集英、美、法、德等八國公使，以《辛丑條約》為名，提出最后通牒，蠻橫要求國民軍撤防，限48小時內答復。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國人民。在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的組織發動下，3月18日，北京10多萬群眾舉行示威大會，段祺瑞命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請愿代表槍擊刀刺。一時間，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血流滿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屠殺開始時，李大釗和兒子李葆華走在隊伍的前面，李大釗的頭部和雙手負傷，但他仍不顧危險，鎮靜地指揮群眾撤退。“三·一八”慘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1926年3月底，李大釗等人接受了蘇聯同志的建議，將國共兩黨在北京的領導機關遷入位于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舊俄國兵營內。為了抓捕李大釗，反動軍警派出大批特務化裝成車夫、小商販，天天在蘇聯大使館旁邊的舊俄國兵營門口窺視。凡是兵營出來的人，都有特務盯梢。在李大釗身邊負責交通工作的地下黨員閻振山和廚師張全印，就是這樣被特務秘密逮捕的。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師警察廳偵緝處長吳郁文接到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的命令，讓他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審理共產黨的案子。偵緝二隊隊長王景有和四隊隊長楊恩華帶人趕到北郊警察署，看見警察正在審問拷打一名在街上散發傳單時被抓捕的人。經過嚴刑拷打和“多方勸導”，此人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黨員。李渤海叛變投敵，將李大釗隱匿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之情報及其他黨員名單供出。吳郁文、陳興亞大喜過望，馬上報告了張作霖。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張作霖的密令，陳興亞召集偵緝處長吳郁文等人秘密開會，制訂抓捕李大釗的行動方案。吳郁文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他把抽調來的540名警察、憲兵和特務分成12個小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單，分頭捕人。4月6日清晨，吳郁文率大批軍警如狼似虎般直撲東交民巷使館區。槍聲響起時，李大釗正在里屋伏案辦公，大女兒星華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報，妻子趙紉蘭帶著小女兒炎華在院內散步。聽到尖厲的槍聲，星華驚嚇得扔下報紙，撲進父親懷中。李大釗鎮定自若，安慰女兒說：“沒有什么，不要怕。”說著，他拉著女兒的手，走進兵營北樓二層東邊的一個僻靜房間，坐在一張椅子上，把女兒攬在身邊。片刻間，屋外傳來雜亂的腳步聲，一群警察和憲兵擁著之前被捕的閻振山闖了進來。一個便衣特務指著李大釗問閻振山：“他是誰?你認識他嗎?”閻振山搖了搖頭，說：“不認識。”吳郁文走上前來，冷笑一聲，說：“你不認識?我可認識。他就是李大釗!”軍警們強行逮捕了李大釗、路友于、譚祖堯等30余人，還抓走了趙紉蘭和李大釗的兩個女兒。　英勇就義　李大釗從被捕到就義，在獄中共22天。為了逼迫李大釗招供，敵人對他施用了多種酷刑，百般折磨。電椅、老虎凳、用竹簽插手指……，最后竟殘忍地拔去了他雙手的指甲。李大釗堅貞不屈，用血跡斑斑的雙手在《獄中自述》中自豪地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敵人轉而采用軟化引誘的辦法。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親自出馬，他以同鄉的身份勸降李大釗：“李先生，只要你肯為張大帥、吳大帥效勞，保你官職在我之上。”李大釗輕蔑地回答：“張作霖是猙獰之子，吳佩孚是狼狽之兒，我豈能為他們效勞。大丈夫生于世間，寧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氣節!”李大釗被捕，舉國震驚，中共黨組織和各界進步人士千方百計進行營救。蔣介石給張作霖拍來密電，要求“速行處決，以免后患。”1927年4月29日張作霖下令殺害李大釗。李大釗就義前留下的遺照，神態慈祥，目光和悅，泰然自若，第一個從容走上絞刑架，犧牲時年僅39歲。蔣夢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冒著巨大風險，為李大釗發起公葬。在香山萬安公墓購置了一塊墓地，北大教授劉半農為李大釗撰寫了碑文。社會各界700余人為李大釗出殯成了聲勢浩大的送葬示威，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鎮壓。1983年3月1日，李大釗誕辰94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決定在香山公墓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李大釗烈士碑文》，對李大釗革命的一生給予崇高評價。鄧小平親自為李大釗烈士紀念碑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兇手伏法李大釗犧牲22年后，他當年預言的“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國實現了。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長朱文剛奉命帶領8名警察和中央警衛團1個班前去接管國民黨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轄的功德林監獄。當他們走進一間大房子里，朱文剛看見靠墻處擺放著一座龐大的絞刑架，便問道：“你們用這個洋玩藝處決過死刑犯?”一位留用的舊警察回答：“聽說用它絞死過貴黨首領李大釗，那以后好像再沒用過……”“誰?你再說一遍，絞死過誰?”朱文剛聞聽心中一驚，馬上追問。舊警察見朱文剛瞪著雙眼，有些害怕，不敢再往下說了。朱文剛已經非常清楚地聽見了“李大釗”三個字。他對在場的舊警察厲聲命令道：“你們把它給我看好了，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準動，聽見沒有?!”說完，朱文剛騎上自行車，匆匆趕往市公安局匯報。北平市公安局長譚政文聽了朱文剛的匯報后，馬上報告了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彭真立刻意識到，殺害李大釗烈士的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物，應當妥善保管。他指示譚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組的同志，把絞刑架從功德林運送到北平歷史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前身)。這座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編為0001號，擺在陳列室最醒目的位置。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兇器被意外發現，引起市公安局民警追查殺害烈士兇手的念頭。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偵察處長馮基平收到一封來自鐵道部公安局的絕密信函，信中寫道：“本部房產管理所中統特務分子閻振郎反映：原李大釗同志被害之主謀人，即當時張作霖之偵緝處長吳郁文，化名博哉，現住在北京鼓樓灣菖號，希望迅速調查處理為荷。”馮基平馬上叫來副處長狄飛，把信遞給他說：“你來負責這項工作，一定要抓住殺害李大釗同志的兇手。”狄飛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調查科偵察員溫振海。第二天，身著便衣的溫振海騎著自行車直奔鼓樓地區。到鼓樓派出所，在民警的幫助下，從戶口底冊上查找到一個叫吳博齋的人。登記顯示此人69歲，漢族，北京密云縣人，無職業，住在舊鼓樓大街4號。溫振海心中暗想：“吳博齋”與密函中提到的“吳博哉”諧音，只差一個字，年齡也差不多，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溫振海決定前去探個虛實。來到舊鼓樓大街4號房前，屋門沒有鎖，溫振海借口找人走了進去。他看見屋里有一張床，床上歪躺著一個老頭。老頭很瘦，滿臉病態。溫振海走上前去，關切地問：“老人家，您病了嗎?身邊怎么沒人伺候您呀?”“唉!老了，活不了幾天了。”老頭一邊唉聲嘆氣地說著，一邊用異樣的目光死死盯著溫振海。溫振海從老頭的目光中察覺出他不是一般的人。為了不打草驚蛇，他退了出來。從老頭的鄰居處，溫振海了解到，這個老頭就是吳博齋。為慎重起見，狄飛又安排偵察員查閱了接管下來的敵偽檔案，提審了在押的國民黨北平市的中統、軍統特務，證實吳博齋就是吳郁文。1951年6月20日，吳郁文被抓捕歸案。吳郁文對策劃、抓捕李大釗的罪行供認不諱，人民法院根據他所犯罪行，判處其死刑。之后，殺害李大釗的主要兇手陳興亞、雷恒成、王振南等相繼落網，逐一伏法，這是對李大釗等革命先烈的一個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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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一段人們知道但并不完全知道的歷史！五四運動,歷史五四運動：一段人們知道但并不完全知道的歷史！(2009-04-2920:52:53)標簽：五四運動愛國主義天安門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新青年北大胡適文化分類：我的參考消息紀念偉大的五四運動90周年中國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五四運動畫傳》完整再現那段人們知道但并不完全知道的歷史為紀念偉大的五四運動90周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日前隆重推出了軍旅青年作家丁曉平的紀實文學著作《五四運動畫傳》，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再現了五四運動的歷史，得到了中共黨史專家的高度評價，認為本書“史料豐富翔實，可讀性強，對人們特別是青年人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了解五四運動，增強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和認識，激發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會有積極的啟迪作用”。《五四運動畫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既注重總體的把握，也注意歷史的細節，把五四運動發展的歷史背景、原因、過程以及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做了較好的敘述。作品以清新流暢的文字和獨特的歷史視角，并插入300多幅珍貴歷史圖片，闡釋往事真相，引領讀者回到歷史的現場，全景立體地再現了五四運動。作品注意發掘歷史資料，如對五四運動中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和對中國儒家學說、孔孟之道的關系，就有理有據地進行了分析和說明，糾正了以往認識的片面性。作品還以當下的語境對五四時期的漫畫、口號、對聯、紀念章、期刊、社團以及五四人物的年齡等歷史元素，給予了強烈的歷史和文化觀照，完整呈現了這段人們知道但并不完全知道的歷史。本書設計精美大方，雙色套金精裝印制，堪稱五四運動圖書的典藏精品。（杜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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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多重要？五四“五四”有多重要？首先要說明，我不是研究“五四”運動史的專家，甚至沒有發表過“五四”研究的論文。北大有好幾位研究“五四”的專家，歷史系就有兩三位，要是他們聽說楊奎松講“五四”，很可能會笑掉大牙。因此，團委的同學讓我來講“五四”時，我很明白地說明了這一情況，但是他們還是希望我來講一講，我想了想最后也還是答應了下來。我之所以答應，有一個很特別的原因，就是我幾年前在講授中華民國史專題課時，講到有關“五四”研究的學術史，明顯地感覺到當今圍繞著“五四”問題的學術爭論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矛盾。我一直對此有想法，因此就想借著這個機會把自己一直有些困惑的這個問題梳理一下。說實話，我原本沒有想寫提綱。周一團委的同學向我要報告的題目和提綱時，我還告訴她我沒有提綱。周二我在上海上完課，周三開始準備今天的報告時，才發現我確實對這個題目不很熟悉，如果沒有一個提綱的話，我大概很容易就講跑了題。因此，我前天花了將近一天的時間起草這個提綱，昨天在來北京的飛機上還在修改補充。一、定義：“五四”是什么？要講這個問題，先要澄清一個概念，那就是：我們這里說的“五四”是什么？關于“五四”的界定，學界通常公認有兩個，即一個是從《青年雜志》創刊到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作為思想文化運動的“五四”，像什么文學革命、思想啟蒙、“打倒孔家店”等等，都是作為思想文化運動的這個“五四”運動的內容之一。有關這個運動的根本訴求，有學者將其定性為“爭人權”。另一個“五四”，則指的是1919年圍繞著反對巴黎和會損害中國山東權益行徑而爆發的北京學生抗議浪潮，及其隨后在全國范圍內一度為響應這一浪潮而發生的罷課、罷工、罷市的情況。故又有稱此一運動為學生運動的，或愛國運動的，更有稱其為革命愛國運動，甚或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有學者將其政治訴求定性為“爭國權”，似乎也不錯。這兩個運動在時間上是相互銜接的，二者之間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學界今天還有爭論。但是在我看來，這兩個運動無論有怎樣的不同與區別，它們的目的其實是一個，那就是救國！只不過，新文化運動發起時，其立意在通過救人來救國；而1919年學生運動及其后續種種相關運動，則轉為先救國后救人了。概要地說，前一個運動主要是著眼于在思想上除舊布新，對西方一切先進的思想取“拿來主義”。后一個運動則更看重行動，主張“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要想方設法尋找救國的最佳途徑，謀“根本的改造”。二、“五四”好耶？壞耶？還在1960年，美國華人學者周策縱就出版過研究“五四”的專著，名為《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當時他曾歸納華人中對“五四”運動的三種主流評價為：（一）共產黨的解釋———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發生的具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質的文化革命運動和愛國學生運動。（二）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和傳統派的批判———五四運動是中國的一場災難。（三）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五四運動是一場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過去幾十年后，當今流行觀點似乎依然如故：（一）正統觀點：“五四”的主旨是愛國、反帝，“五四”的意義主要在于開啟了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二）保守主義觀點：“五四”是中國激進主義思潮的濫觴，中國近代以來革命不斷、罪惡叢生、道德敗壞，人性泯滅，都與激進思潮借“五四”盛行，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密切關聯。（三）自由主義觀點：“五四”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可惜半途夭折，因為，“救亡壓倒了啟蒙”（李澤厚）。林賢治幾年前在《“五四”已死》一文中，對此做了更清晰的描述，即：第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表現出他們全面背叛民族文化傳統的英雄主義行為。第二，五四愛國運動是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瀕臨結束的信號，甚至無妨視作一場提前舉行的悲壯的葬禮。這也正是我深感疑惑之點。保守主義觀點認為它成功了，破壞力巨大；而自由主義觀點卻認為它雖意義巨大，卻半途夭折，沒有達到破壞的目的。那么，它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是破壞了，還是根本就沒有形成什么巨大的破壞；它實際上究竟意義如何呢？我們因此不能不有所討論。坦率地說，這一爭論的核心之點，其實是一個歷史事實的問題。因此，我想我們理當先探討一個歷史問題，即“五四”為什么會發生？總結起來，“五四”的發生至少有如下幾個主要的歷史因素或歷史條件在起作用。“五四”所以能夠發生，首先必須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當新思想，同時又有一定影響力的新型知識分子。戊戌變法時期、清末新政時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這樣的條件都還不具備，因此也產生不了這樣的啟蒙運動。1915年以后，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之所以能夠發起并促成了這場運動，根本就是因為他們有著留洋的背景，有著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視野，同時在國內各大學身居教授之位并已形成了相當的規模。一個《青年雜志》要能夠發生廣泛的社會影響，還需要有大批的受眾與之互動。在此之前，即使有相應的報紙雜志談到類似的話題，也很難引起社會的共鳴，其原因就是讀者數量太少。這個時候讀者之所以極其廣泛，就是因為經過清末新政廢科舉、辦新學前后10年左右時間，國內已經有了大批新式學校和數量龐大的青年學生群體。他們中許多人，如“五四”中嶄露頭角的傅斯年、羅家倫等，又多半就是陳獨秀、李大釗這類留洋歸國知識分子的學生。正因為他們的存在和熱烈的響應，才使得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吶喊與呼聲，有了相當的群眾基礎，并得以形成持續的聲勢與廣泛的影響。任何一場思想啟蒙運動，都需要大量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國的舊東西不能利用，就要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論。過去雖然也有過大量的譯介工作，但當年具有嚴復那樣眼界的譯者可謂鳳毛麟角，多數的譯介工作靠的是傳教士通過同文館訓練出來、毫無新思想可言的外語人員，因而那個時候中國人能夠得到新的思想材料就十分有限，譯介的數量自然更少。而1915年以后的情況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留學回國的有新思想的留洋學生越來越多，他們非常熱衷于譯介各種新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大量的歐美文化思想資源陸續被譯成日文，中國在日或留日歸國的學生數以萬計，包括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也都積極借助日文資料接受新思想，這些都為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及其隨后的“五四”運動，提供了相當充沛的思想啟蒙材料。思想啟蒙要形成規模和效應，還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社會物質條件，一個是城市化要發展到相當程度，一個是生產力必須發達到相當程度，亦即必須要有比較便利的鐵路、電報、電話、報紙、雜志等等交通和信息同步傳播的條件。清末科舉廢除之前，中國不僅缺少現代化的交通通訊條件，幾乎沒有可以提供給普通民眾閱讀的報紙雜志，就是城市化的水平也很低。因為科舉的教育基礎是鄉村私塾，因此就連相當多有知識的士紳，也都住在鄉下。清末新政以后，全國范圍廢科舉、辦新學、修鐵路、興實業，包括開放辦報辦雜志，到這個時候，城市化的規模和交通、信息傳播條件已達到了可以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傳播思想的程度了。陳獨秀等人之所以會一上來就著眼于文化問題，力主破舊立新，一是因為久有前車之鑒，即從所謂“師夷長技”，到變法維新，到辛亥革命等，種種變革或革命留下了太多失敗的教訓，在他們看來，惟有從社會改造入手之一法了。二是因為中國的現狀距離世界潮流和先進國家實在差距太遠，一方面列強環伺，弱肉強食；一方面中國自身又四分五裂，深陷不平等地位而無以自拔。現實的刺激使他們相信，必須先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尤其是要先從人的解放做起，然后才能依次解決其他問題。還有一個原因同樣是不能忽視的。即為什么在1915-1920年前后會形成這樣一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式的思想解放運動？如果說在此之前各種條件不具備，那么為什么在此之后，中國也沒有能夠再度出現這樣的局面？很顯然，這里面也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在起作用。第一是當時中國尚能維持形式的統一與和平，以后中國長年陷于戰爭和分裂中，這樣的全國性思想大討論的熱潮很難再現。第二是此時的中央政府處于極度弱勢的地位，根本無力實施統制政策，更不用說什么報刊檢查和新聞封鎖了。就連青年人結黨、集會，政府通常也只能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學生上街打砸燒，陳獨秀隨后上鬧市撒傳單攻擊政府，北洋政權也只能拘幾天然后交保釋放了事。這些自然不能對主張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形成太大的壓力。由上不難了解，“五四”的發生，有很多具體的歷史條件，少了哪條都不成。而為什么當時會有那么多留洋歸國的知識分子？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新式學校和青年學生？為什么會形成那樣便利的交通條件和信息傳播條件以及形成那樣水平的城市化規模？……歸根到底，都是源于1840年以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后一系列社會歷史變革的發生。因此，我就得出了如下兩個基本的結論：第一，“五四”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突如其來的，它其實是中國被迫打開國門，走向世界，因而被迫從傳統轉向現代的一段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必然會發生的歷史環節。它所以會在1915-1920年這段時間發生，和以這樣的形式發生，僅僅是緣于上述種種具體條件和具體環境的機緣巧合。第二，因為“五四”的發生具有十分特殊的具體條件和具體環境，因此，它的取向、內容、規模、深度、命運及其歷史的作用，也注定要受到當時中國與世界種種特定歷史條件與歷史環境的局限。三、“五四”緣何轉向？有了這樣一種判斷，我們再來看“五四”為什么會中途轉向，即何會有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問題，就不難有新的發現了。其實，“五四”發展軌跡的轉變，并不僅僅發生在啟蒙與救亡兩點上。如同我前面所言，“五四”的發動者原本就是從救國之一點出發的，至于先救人，還是先救國，這原本只是一個經驗總結和認識方法的問題，并不妨礙其救國的初衷。因此，我們考察“五四”言論思想行動的變化軌跡，理當注意到它至少有兩條大的變動線索：即從救人到救國和從人權到民主。如果我們更具體地考察，就會發現，從救人到救國的這一政治訴求重點的轉變，根本上其實還是從救國開始的。它的轉變軌跡實際上可以列為：救（大清）國———救種———救（中華民）國———救人———救國———救“省”具體說來就是，從1840年以后，中國就已經存在著救國的問題了。只是，當時人們更多地還是從維系清王朝和大清國的角度出發，想的是如何拯救大清國問題。20世紀初開始，革命黨日漸興起，它們不再著眼于拯救大清國，反而是主張推翻大清國，另立漢人國家，因而提出所謂“救種”的問題，并為此而斗爭。辛亥革命成功后，中華民國建立，但因袁世凱上臺，違背了革命黨人的政治訴求，革命黨人再度發動革命，力圖挽救中華民國，因而再有救國之說。但革命黨之新發動，并未能解決問題，反而被地方軍閥勢力所利用，形成南北對立和軍閥割據局面，這才有了陳獨秀等知識分子棄救國而倡人權和科學的舉動。其所圖在通過根本變革舊政治、舊文化、舊道德等等，達到變革社會，進而根本解決救國問題之目的。但隨著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救國問題再度成為燃眉之急，通過一點一滴的社會與文化變革實現救人目標的做法，又被無形中擱置起來。不過，由于對以往種種失敗的記憶和面對現實政治的無力感，1919年之后不久，不少地方知識分子就已經轉向救“省”去了。那意思是說，要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談何容易，不如先一個省一個省地自行改造起來。毛XX等就首倡學瑞士的樣子，在湖南建立“湖南共和國”，主張以后再通過分省自治或聯省自治的辦法，建立中華聯邦來解決大中國的問題。除了政治訴求的重點轉移以外，“五四”期間政治思想討論的重點，即從人權到民主的轉移，實際上也有著它的復雜變化軌跡，并非僅僅局限在“人權”或“民主（民治）”問題的討論上。實際上，無論是人權，還是民主，在整個“五四”期間，即從1915-1920年間，也從未理論上得到過深入的辨析與討論。如果我們比較同一時期各種相關的討論，甚至會發覺，涉及到勞動問題、階級問題，特別是1919年以后涉及到各種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可能還遠比人權、民主（民治）問題的討論還要充分得多。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涉及到“五四”發生的歷史局限性的問題了。首先是內外刺激。從內部看，從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群情激憤；到1916年袁世凱稱帝，舉國囂囂；到1917年張勛復辟，千夫所指；再到1918年中日軍事秘約事發，學生上街……國內輿論和民眾沒有一天安靜過。從外部看，1917年兩度俄國革命，1918年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戰勝，1919年巴黎和會，列強各國偏袒日本，損害中國權益，同樣始終在激動和刺激著國人的神經。試想，在內外種種關系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接連不斷地沖擊著國人的這種條件和環境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如何能夠理性地研究什么文化問題，如何能夠置國家民族的種種危機于不顧，專心謀求個性的什么解放？其次是中國自身歷史條件的局限。簡略言之，當時至少有下面幾方面的歷史局限：比如，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的限制。這是因為，我們今天所談到的作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孿生物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都是以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意、法資產階級，或第三等級迅速開始在政治上崛起為前提的。而1915-1920年間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雖然有所發展，但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尚未形成，對國家政權還處在嚴重依賴的狀態，也因而尚未形成獨立的階級與意識。又比如，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雖然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多數是個性解放的主張者，但是，傳統的家國天下觀在他們身上依舊印滿了烙印。為救國而救人的變革初衷，其實也一樣表現出家國一體，“轉孝作忠”的傳統思想的痕跡。特別是留學生主導下的思想啟蒙運動，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不足。只要注意一下新文化運動發動者，即《新青年》雜志的編輯群體的學歷，就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他們中人除胡適一人是留美先學農后改哲學學成歸國外，其余當時只有留日的經歷，且多數從不涉足政治理論研究。他們不僅缺乏系統的理論學習與訓練，而且這個時候對歐美的了解也多只是來自于書本，對西方政治思想及其理論更只是一知半解。他們僅僅是因為有留學的經歷，因而對新思想、新文化與新社會充滿了熱情與幻想。但他們多少有些盲目的除舊布新的努力，卻與中國社會發展的現狀存在著明顯脫節的情況。除此之外，作為有效表現形式的文化載體及文化傳統的匱乏，也有影響。比較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和法國的啟蒙運動，其深厚的文化傳統和繪畫、雕塑、戲劇、詩歌、小說等普及大眾的文化載體起了極為重要的傳播和宣傳的作用。但“五四”期間，中國知識分子可以利用的文化載體形式極其單調，除尚難形成氣候的新詩和小說外，其余實在乏善可陳。因而，其影響力不能不深受局限。我們在這里還應該注意到國民性格的影響。比較日本、印度等國，中國國民的性格較為急功近利是顯而易見的。孫中山當年剛發動了一次失敗的廣州起義，流亡英國讀了幾部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就跑到位于比利時的第二國際總部，宣稱中國雖然是一落后國家，但他所領導的革命一旦成功，將會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政策，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孫中山“畢其功于一役”的幻想，在毛XX身上也有類似的體現。政治領袖如此，普通國人（或曰漢人）其實也不例外。舉個最容易明白的例子。1980年代初，我住的地方有一個路口的一個拐角處相關部門鋪了草坪，并用鐵欄圍起，在鐵欄外沿馬路用水泥磚鋪了一條要拐些彎的人行道。沒過多久，我就發現許多行人并不沿著人行道拐那個彎，而是生生邁過鐵欄從草坪切一條直線踩過去，沒多久就硬是在綠油油的草地上踩出了一條寸草不生的黃泥路出來。本以為，這可能是一般民眾的素質不高。不意，幾年后，讀葛劍雄的雜文，發現他在復旦大學里也有著同樣的觀察，學生們并不比普通市民的素質高到哪兒去。后來我到北大來工作，發現北大的情況也一樣。二院門前偌大一片草坪，里面彎彎曲曲修了幾條石子路，卻還是有不少人一定要走捷徑。因此生生從它的西北角到東北角，走出了一條光禿禿的土路來。其實，許多年來大家議論甚多的生活中的種種現象，像排隊加塞兒、不等車上乘客下完便一擁而上先擠進去，過馬路不等綠燈，包括中國特有的社會文化現象，即辦任何事都要走門路、找關系，等等，都是我們國民性格的一種反映。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起人從主張“一點一滴”地改造社會，到轉而尋求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之法，并能夠引起許多人的響應，也同樣不是偶然的。由上可知，1915-1920年間，完全沒有理性地討論人權問題的客觀條件，且人權問題不是，也不可能真正成為多數國民迫切要求解決的共同問題。正因為如此，即使在留洋歸國的知識分子中間，對人權問題的重要性也很難達成普遍的共識。實際上，究竟是人權重要還是國權重要，一個世紀后的今天，在中國也仍舊沒有得到解決。因此不難了解，包括對所謂人權問題的理解，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的討論，也多只會著眼于婦女問題、貞潔問題和傳統倫理，如孝道對青年的不合理壓迫等。對人權的基本問題，即人人得享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反抗壓迫權等，卻極少能夠有深入具體的理論闡述和研究。既然討論人權問題的緊迫性不可能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共識，那么，當國權問題迫在眉睫時，“外爭國權”就自然會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而對政府及其政治的嚴重不滿，也自然會引發人們對民主（民治）的向往。人權問題的討論，很快轉向民主（民治）問題的討論，實屬必然。因為西方的政治民主根本是以對人權理念的認同為前提的，故對人權問題的價值及其意義，包括對人權的基本權利問題形不成真正的共識，所謂民主（民治）之類的主張，在當時也只能流于空談。而巴黎和會上英美政府的表現，也在相當程度上大大減弱了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感，這同樣不可避免地會刺激他們努力另尋出路。對民主政治的失望，顯然便利了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等種種新思潮的泛濫與流行。原本就相信中國的改造只能從社會改造做起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重新回到“社會改造”的思路上去，幾乎不可避免。隨之而來的俄國革命的意外成功，特別是它抗擊列強壓迫和干涉的驚人表現，自然會引起中國社會輿論和眾多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走俄國人的路”，求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之道，也正切合了眾多國人的夢想。因此，我們對“五四”作為思想啟蒙運動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第一，如果我們把新文化運動看做是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那么就必須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個早產兒，其夭折實屬必然。第二，以1915-1920年前后中國內外事變頻發，每每涉及到國家民族命運，尤其是1918年后國際上社會主義思潮洶涌激蕩，大有取資本主義而代之之勢，以國人性格，趨新逐浪，四面撒網，亦屬必然。第三，因為思想啟蒙的條件不足，以及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極為欠缺，因此“五四”對傳統文化的實際沖擊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本營當時仍在農村，而中國城鄉發展極不平衡，新文化運動期間少數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挑戰，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識青年中發生一些作用，對城市一般民眾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懷疑，更不論其對農村的影響了。第四，如果說“五四”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發生過什么重大之影響，最值得重視的就是它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但第一，誠如毛XX所言，中共的產生根本上是因為“俄國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非是因為中國發生了“五四”。歷史文獻證明，當年除陳獨秀等人，還有好幾撥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打出過“共產黨”的旗號，并與莫斯科發生過關系，故即使沒有“五四”，沒有陳獨秀，俄國人也一定會像他們這時在朝鮮和日本所做的那樣，去推動張獨秀或李獨秀創建出一個共產黨出來。或者換言之，只要有了俄國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共產黨在中國的誕生只是遲早的事。因此，“五四”與中共的產生，二者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第二，即使有了中共，在“五四”之后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間，中國政治及其中國社會，整體上也并沒有激進化起來。換言之，“五四”與中國傳統的破壞和所謂“激進主義”的流行，二者間也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四、“五四”破壞了什么？既然人人都把“五四”視同“革命”和“破壞”，那么，我們不妨來看看“五四”到底想破壞什么，又破壞了些什么呢？我在這里給大家看看當年陳獨秀等人的說法。陳獨秀在回答時人對他們破壞意圖的質疑時曾經講過：《新青年》同仁所要破壞的對象有孔教、禮法、國粹、貞節、舊倫理、舊藝術、舊宗教、舊文學和舊政治。其原因是：我們“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既然向舊傳統進行了挑戰，它也就自然會有所謂破壞。問題是，陳獨秀等人當年攻擊了很多舊的東西，實際上到底哪些東西被這次運動破壞了呢？或者說，哪些只是被這次運動局部破壞了，哪些是過去就已經破壞或已在破壞中的，這次運動又順勢加以破壞了呢？特別是，哪些是運動發動者想要破壞，事實上并沒有破壞成的呢？對此，恐怕要做一點具體分析才行，而過去的討論太過籠而統之，一概而論了。我們先來看孔教。孔教作為舊政權的偶像，在實際生活中被破壞了嗎？有關這一點，我們可以讀一下魯迅的日記。魯迅自1913年起就作為教育部官員一直參與當局祭孔大典，直到“五四”之后的1924年。他的體會是，當今的權貴者其實只是拿尊孔做爭名奪利的“敲門磚”罷了，而中國的一般民眾，雖稱孔子為圣人，心里卻不真覺得他是圣人。其實陳獨秀對此也講得很清楚：“‘孔教’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應于民主國憲法不生問題。只以袁皇帝干涉憲法之惡果，天壇草案遂于第十九條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賊，致遺今日無謂之紛爭。”由此可知，其實陳獨秀等人這時之反對孔教，并非是因其仍有怎樣的偶像作用，而是因擔心袁政府的倒行逆施會導致孔教的作用死灰復燃。再看舊倫理、舊禮法。這些恰恰是孔教的關鍵所在，亦即中國倫理政治之本。實際上，自民國以來，舊倫理、舊禮法一直到清末新政革新以來各種新制度和新政策，包括受到來自西方文化影響和思想觀念的沖擊。如三從四德、貞潔、孝道等等觀念，以及一些傳統禮法，在城市居民中已開始部分地被動搖或改變了。吳虞辛亥之后與父親打官司爭家產，就反映出了這種情況。故新文化運動說起來不過是進一步將這種沖擊公開化，并上升到觀念意識的層面上來了。但是，無論是發自民間，還是發自新文化運動，舊倫理及其舊禮法作為中國多數民眾的觀念和禮俗習慣，并不曾因此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再看舊政治。坦率地說，新文化運動，也包括1919年以后倡言社會改造的“五四”運動，都從未真正對中國政治產生任何明顯的影響。中國政治運行及其問題依然如故，就連傳統儒教的核心內容，即所謂“三綱五常”，也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被統治階級揚棄改造后，就重當成了新的意識形態的統治工具。再看舊宗教。首先，漢人原本即無宗教觀，反對舊宗教對多數漢人并無多少利益妨礙。但另一方面，釋道基督，信者自信，新文化運動也無法改變這些信眾的信仰選擇，自然也無法動搖釋道基督各教在近代中國已有的地位和影響。再來看舊文學和舊藝術。簡言之，1.《新青年》自1918年起改為白話文，并大力推動白話文運動，的確造成了文言文統治局面的改變。但是，第一，白話文的日漸流行卻并非自新文化運動開始，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白話報紙和小冊子就已經在全國范圍內日漸流行了。白話文在文化層面取代文言文，是遲早的事情。2.新文化運動成功地推動了新詩的創作，但舊體詩詞的地位也并未因新詩的流行而發生根本動搖。3.“五四”期間，西洋話劇開始在知識青年中流行開來，但民眾的偏愛卻仍在傳統的藝術形式上。4.由于眾多留洋學生回國帶回西洋畫法，使傳統畫法受到沖擊，但傳統畫仍有廣泛的市場和需求，故其并不因西洋畫的出現而壽終正寢。最后我們再來看所謂“國粹”。像中醫之類的純粹中國的玩藝兒的確在“五四”期間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而一度遭到留學生們的貶斥，但是“五四”真的破壞了這些“國粹”嗎？非也。新文學運動相信中國什么都不如人，不科學，但運動后不久運動的許多參加者就已經開始反省，并開始著手從中國人文傳統中找好的東西來繼承了。1920年代初“整理國故”的興起，就是最為明顯的一個例子。事實上，情況還不僅如此。由于“五四”誘發了“救國”熱，也因此刺激了國粹主義的抬頭。故“五四”后不久，隨著“國學”的復興，“國醫”、“國術”、“國畫”、“國樂”、“國劇”等原本民間的種種玩藝兒，反而先后在國人的共同作用下，并經由政府批準，先后興旺發達起來。換言之，新文化運動尚未真正發生影響并作用于社會，1920年以后就已經被腰斬了。如“國醫”。五四運動之后，中醫界就接連發起反對“廢止中醫”的斗爭。1930年國民政府籌建“中央國醫館”，并于次正式成立，“全國許多省份隨后也都成立了分館。如“國樂”。五四后劉天華于1921年首創“國樂研究會”，揭出“國樂”大旗。1927年得蔡元培、趙元任等人支持在北大創立“國樂改進社”，使中國本土音樂得以繼承與創新。如“國劇”。五四后聞一多等即力倡國劇，主張由中國人演自己的故事給國人看。后經梅蘭芳、齊如山等成立國劇學會，創辦《國劇畫刊》等迅速形成氣候。如“國術”。五四后各界開始提倡國術，并于1927年由張之江、蔡元培、李烈鈞等正式提出“國術”一詞，報國民政府批準，正式成立了“中央國術館”，并在全國各省、縣成立了地方性國術館，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國術館體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級別的體育管理機構。如國畫。經過徐悲鴻等人的努力，中國畫的技法不僅得以改良，而且得以進入高等教育的殿堂，與西畫分庭抗禮。新興的“國畫”與傳統的院體畫、文人畫和工匠畫有血脈相通的淵源關系，同時又具有創新元素，加上國畫本身根底厚，名家多，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技法傳承，大量古典著述和作品也借助新的印刷手段而廣泛傳播。由上不難看出，“五四”破壞最多的，不過是所謂舊文學。但白話文的興起，包括孔教地位的動搖，則不能都歸因于“五四”。至于舊倫理和舊禮法，雖受到挑戰，但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圍內受到了沖擊。而舊政治、舊宗教、國粹等，則基本上不曾被改變，既有挑戰也敗得一塌糊涂。五、“五四”自敗的例證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斷定，任何一種人類文化，都有它的持久性和獨立性。事實上，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斷裂與被改變，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經歷相當漫長的時期，并且要有相當的社會變革的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不可能對舊的文化和舊的傳統造成破壞性的后果，其原因恰恰就在于它遠不具備這樣的時間和基礎。盲目的破壞與改造，很大程度上連破壞者或改造者自身都無從適應。換言之，傳統的東西并不那么容易被破壞，因為破壞者自己實際上往往就還是舊傳統的背負者甚或繼承者。而當傳統依舊流淌在多數國人的血管里的時候，破壞者即使想不妥協，也很少可能。以被胡適當年譽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為例。吳因在《新青年》上發表《吃人與禮教》、《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等文章，倡言“非孝”，因而受到胡適的重視。但吳虞骨子里卻是一個深受舊傳統、舊文化影響的舊文人。僅舉兩例：（1）舊禮法的影響根深蒂固。吳虞在“五四”期間的1920年3月21日首次致函胡適，充分表現其人非新式人物也。函稱：適之先生道鑒：伏處西陲，欽仰高風久矣。頃接女桓來書，敬悉先生起居曼福，又承介紹女桓，且為擔保，感荷無量，叩頭叩頭。……弟前做《說孝》一篇，此間頗多反對，甚至于衛戍司令部控告弟同孫少荊為過激黨，真可笑矣。此篇曾經郵寄教正，不知到否。……《星期日》現改上弟編輯，先生如暇，敬乞賜稿一二，以光蕪報，至感至盼。手此，即頌著祉。弟吳虞再拜《新青年》倡導白話文已有兩三年時間，鼓吹破除舊禮法也已多年，吳去信本為響應，但信之格式、語言全為舊派。不僅“道鑒”，還謙卑至極地滿篇用些“伏處”、“欽仰”、“敬悉”、“敬乞”之類的用語，甚至還要“叩頭”及“再拜”云云。再看看他的照片，僅從衣著上就一點也找不到他新派的影子。（2）舊文化、舊倫理的影響如影相隨。查吳虞日記，我們發現他從1915年開始就不斷買婢蓄妾，還挑三揀四，又要看嘴唇厚不厚，又要查有沒有狐臭，買到后還不許回家探親。1931年60歲，1939年年近70歲，還先后納過兩妾，都不過十六七歲。其做北大教授時一邊寫信調查妻子在老家是否規矩，一邊自己出入妓院，喝花酒，爭名妓，甚至把給妓女寫的詩印成傳單供妓院散發，還投稿到報上去發表。而對自己的妻女妾婢，卻極為專制。如此之反孔“英雄”，實為那個時代新舊思想矛盾沖突的產物，時代之未到啟蒙階段，顯而易見。因為新時代之未到，故僅靠人為破壞或創造，也大都經不住環境的作用和傳統的作用，改了也會變回來。僅以胡適為例，我們只要注意到其“五四”前后書信中稱謂、用語及格式的變化，就不難看出傳統與環境的影響在胡適的身上有多么大。如1907年他給年齡接近、但兩人系叔侄輩的“發小兒”胡近仁去信，稱謂是“近仁老叔大人尊前”，又是“老叔”，又是“大人”，還要“尊前”，內文談及胡近仁均稱“吾叔”，胡的話或文，甚至還要用“辱示”或“垂示”，信末還要“道安”并“頓道”，真可謂禮數周到，恭敬備至，極合傳統禮法。但1914年胡留美后，其稱謂就有了變化了。“大人”、“尊前”之類的沒有了，變成了“近仁老叔足下”，內文中也不再太過講究禮數了，不過“首”依舊要“頓”，謙卑之詞也還在用，如“乞寄示”、“乞見示”之類，還是文言文寫法。而等到他開始發起文學革命，開始猛攻舊禮教、舊禮法時，其信稱謂之類的變化就更明顯了。如1918年給胡近仁信，輩分的稱謂不見了，僅直呼“近仁”，并加一“老友”以示親熱。落款也只剩下一個“適”字，只留了一個“上”以示尊重。到1920年，胡適干脆完全用白話文寫信了，“老友”和什么“上”之類的，都不用了，變成直呼“老近”了。然而，等到“五四”運動過后，特別是胡適在國內活動的范圍越來越大，交際越來越多之后，他逐漸又開始往回變了。如1928年以后再給胡近仁信時，我們就發現，他又重新開始注意兩人之間的輩分了，又開始用“近仁老叔”的稱謂，并重新在落款時寫上一個“上”字，正文雖仍用白話，卻不忘“賜”呀，“乞”呀的，分明是又很在乎禮數問題了。事實上，“五四”后，為適應在中國的生存環境，胡適早已拋棄了“五四”期間曾經被他認為是最合理、最平等的種種西式的交際方法，又回歸到傳統的格式上來了。為了表示自己對對方的尊重，其信函中各種敬語不厭其煩，凡提及對方時甚至還會按照舊禮法換行或空格，提及自己時則一律以小字，并使用謙詞以示尊卑之別。除了尊從傳統禮法與人交際外，我們從胡適“五四”前后的衣著變化也不難注意到其骨子里傳統的影響既深且固。從大量胡適生前的照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出國留學前一直如當時國人一般，著長袍或長袍馬褂。到美國后，胡適很快適應了那里的環境，開始穿西裝，打領帶。但他1917年回北京大學任教后，我們就會注意到，留美回國，且主張再新派沒有的他，卻不像許多留歐美回來的教授，幾乎從來不穿西裝，而是始終身著長袍。只是當他1937年再度出國，和1938年就任駐美大使之后，我們才又看到在美國的他穿上西裝了。而1946年他剛一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馬上就又換上了象征著傳統的長袍馬褂。包括1948年在與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們集體合影時，幾十位歸國學子幾乎一色的西裝革履，他卻依然是一襲長袍，堅持不穿西裝。（參見左欄圖）綜合胡適“五四”后生活和工作中處理新與舊及傳統與現代關系時的種種做法，我們不難了解蔣介石何以對胡適頗多推崇了。蔣介石在1962年胡適去世時所送的挽聯，可以說最準確不過地概括了胡適的這一特點。其聯稱：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代表。六、“五四”后傳統延續與反傳統的較量“五四”以后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像胡適這樣思想新、倫理舊的人自然不在少數。尤其那個年代蔣介石國民黨占據著統治的地位，除了早年通過“五四”接觸了不少新思想以外，掌權后的蔣介石對“五四”向無好感。這種情況下，以蔣為首的國民政府自然不會按照“五四”當年的方向去改造中國社會。不僅如此，1934年蔣介石還以發動新生活運動為由，大力普及“禮義廉恥”的傳統倫理思想教育，并再度通過提倡紀念孔子誕辰來號召社會尊孔。在其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他對傳統的留戀和推崇的情緒，可以說表現得更加清晰和明確。同樣，我們也一樣可以從蔣介石一生的著裝上，清楚地看出蔣對傳統的執著。從蔣的大量歷史照片可以看出，蔣一生主要著裝為三種形式，即軍裝、中山裝、長袍。過程是早年長袍，以后主要著軍裝，50歲以后多著中山裝，重要場合通常著中式長袍馬褂。蔣顯然視長袍馬褂為禮服，并習慣以長袍為日常生活的便裝，其重視此一服裝的民族傳統形式和象征意義的傾向，可謂一望而知。（參見右欄圖）由于時間的關系，我們這里無法具體說明中國傳統斷裂的歷史經過，但仍可以通過幾張照片讓大家了解新舊中國變化之大，由此也能夠從一個側面說明，1949年前盡管有過“五四”，中國基本上還處在一種舊傳統的延續之中，其受西方影響之變固有之，但演變之速度相當緩慢。它與1949年之后所發生的變化相比，實難同日而語。（參見下通欄圖）最后是我今天講演的結論：第一，“五四”只是中國近代歷史變動和轉折過程中的一個節點而已，其固有革命的或破壞的作用，但和其他歷史節點相比，無論其口號激進與否，至少其作用及影響都極為有限。第二，“五四”后至1949年，新文化運動中發生過的任何挑戰與破壞，都未能對中國社會傳統文化構成任何根本性的威脅，更談不上普遍的破壞和摧毀。中國社會自身的變革，依舊保持著漸進的步伐，并未因“五四”而中斷或瞬間激進起來。第三，1949年以后所發生的對舊文化、舊傳統的徹底破壞，既是與其他種種外部因素的作用力密切相關的，也是新政權出于創立新社會的考量著力破壞舊的社會基礎的一種結果。但這個新社會的理想與模型，卻全然不是源自于“五四”。當然，誠如前面說到過的，“五四”既然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一個必經的現象，從新舊文化沖突的角度，“五四”再有局限，也有其自身的意義。其一，它清楚地反映出受到西方“科學”、“民主”、“人權”等現代觀念刺激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謀求思想解放的不顧一切的努力；其二，它客觀上也造成了中國近兩千年以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的一次難得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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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中國第一次以現代方式向西方說不！中國,現代五四：中國第一次以現代方式向西方說不！1919年5月4日，一個極其平常的星期天的下午，來自北京大學的三千名學生卻創造了中國的歷史。這就是極其深遠地影響了中國現代史的“五四”運動。自此，西方發現，他們終于有了一個新的對手：中國人民。然而，中國人民是又在怎樣的屈辱中覺醒的呢？公理夢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也自1840年以來首度躋身戰勝國行列。但雖然是戰勝國的身份，但中國的要求并不是要戰敗國割地、賠款，而僅僅是收回戰敗國在中國的非法權宜。而對于仍然在中國享有特權的其他戰勝國則不抱任何奢望。這就是當時中國國際地位的真實寫照。當然，中國之所以抱有幻想，認為可以收回戰敗國在中國的權宜，還在于美國總統威爾遜1918年1月發表的代表公理的“14條”。為此，“威爾遜大總統萬歲”之聲，在中國不絕于耳。因此，當1918年12月1日當中國代表團踏上前往巴黎和會的征程時，全國上下充滿了“公理戰勝強權”的樂觀氣氛。然而，隨后的歷史進程表明，公理不僅沒有戰勝強權，反而與強權沆瀣一氣。與全國人民空前樂觀、興奮無比而又充滿期待的心態相反的是，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征祥一臉的愁容和一心的苦澀。直到他啟程一刻，中國都還沒有收到巴黎和會的邀請！而且長期從事外交并屈辱周旋于列強之間、而且是親自被迫簽下“二十一條”的陸征祥十分的清楚，國際間只有強權和利益，哪有什么公理。現在日本就占據著青島，進行實質而有效的控制，決定一切的不在于中國，而在于日本。這就是為什么北洋政府在決定放假三天慶祝一戰勝利之時，同時還決定不向和會提出歸還德國在青島的權宜。當時中國和日本簽有秘密協議：一戰結束后，日本將歸還山東。這也是為什么中國代表團要乘船先到日本的原因。雖然陸征祥與日本談到了青島問題，但卻沒有是否將山東問題提交巴黎和會達成共識。就在中國代表團抵達巴黎之際，又一個打擊來臨。中國此前擁有的三席代表權變為兩席！根據巴黎和會的席位分配原則，享有整體利益的交戰國有五席，部部利益的交戰國為三席，對德絕交國2席（未實際參戰）。中國做為參戰國，至少是3席。而這變化的幕后主因就是日本。為此，中國代表團在巴黎發起的第一場外交努力居然是為了增加應該擁有的席位。然而卻毫無意外的以失敗而告終。這里有一個細節，當陸征祥提議給法國總理克里孟梭授勛時，被其一口回絕！這也已經預示著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命運。1919年1月27日，日本不顧和中國的秘密協定，公然提出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宜，對于曾承諾的歸還中國一事絕口不提。相對于中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外交意識，日本則在國門被武力打開之時就已看透了國際現實，以致發出“此乃虎狼之現實”的呼聲。因此，日本利用其實力和外交努力早已將各列強擺平。4月30日，山東問題被寫入《對德和約》，中國外交在戰勝國的地位上一敗涂地。然而，令人震撼的是，即使如此，當“五四”青年來到美國大使館門前的時候，仍然高呼：“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第一次以現代方式對西方說不！巴黎和談失敗的消息傳到中國，立即引發了中國第一場學生運動以及隨后的大規模罷工罷市運動。這在傳統中國都是極其鮮見的。這和十幾年前暴力主導的“義和團”運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種全新的民意表達方式，也成為中國向西方挑戰的有效工具之一。而西方限于自己宣揚的“民主、人權”理念，無法象對待“義和團”哪樣進行武力鎮壓，而這場運動最終以勝利收場也同樣證明了這一點。而中國只所以能夠在1919年以現代的方式向西方說不，則與中國城市階層的迅速發展和接受現代教育人數急劇增多有關。當然，也與西方行動上霸權、理論上滿口“民主、人權”有關。我們不妨認為是中國民眾利用西方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向西方發起挑戰，以現代的方式向西方說不！不僅有效的對北洋政府施加了龐大的壓力，更成為北洋政府以此向西方進行博弈的工具。而實際上，中國代表團就是在這種強大民意的基礎上或者壓力下才最終拒絕簽署巴黎和約，開創了中國外交先河！在這場運動中，許多細節今天讀起來仍然令人唏噓不已，熱淚盈眶。當警察奉命來驅散演講的學生時，學生聲淚俱下對警察警察講：“你戴的帽子是中國的嗎？你所衣、所食所仰事的不都是中國國民的血汗嗎？你不見朝鮮亡國之后全國警察都是日本人了嗎？為什么我為救中國而演講，你反而幫助仇人驅逐聽眾？你不為國家想，哪你也不為自己的生存、為你所仰仗的一切而想嗎？”話音未落，警察的眼淚已經下來了，全場哭成一片。6月初，當警察開始抓捕學生時，各地的學生自動涌入北大，要求警察一起將他們逮捕，聲稱直至達到2萬5千人（當時北京大學生總數）。當五四運動擴展到上海時，學生們成群結隊上街演說，沿南京路勸說罷市。不到一個鐘頭，全路皆關。隨即在全上海漫延，所有商店都關門罷市。當交通阻塞。租界警察束手無策時，卻不知從哪里涌來童子軍，代替巡警維持秩序和交通。隨著大罷工在上海的開展，6月5日上海最大的黑幫青紅幫開會，決定讓他們控制下的的所有小偷扒手參加罷工，乞丐們也被命令在罷工期間暫停乞討，日常飯食由丐幫提供。許多妓女也停牌歇業。理發師們在門口貼出告示：這是國家的大事，我們無心為各位美容。在上海的示范下，罷工罷市擴展到全國，浪潮波及全國22個省的150個城市。（以上史例均取自《先鋒國家歷史》第三期）。歷史評價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救亡運動，但其影響卻遠遠超過學生運動本身。除了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由于抵制日貨，中國民族產業也得到發展），教育，并直接成為中國共產黨走向中國歷史舞臺的契機和推動力。1920年五一，北京學生聯合會散發《五一歷史》傳單，使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理論傳入工人階層，為共產黨誕生創造了群眾基礎。然而，關于五四精神卻出現了兩極的結論。一種看法：科學，民主。另一種看法：愛國，自救。目前，在臺灣，五四是一個相當淡化的歷史事件。就是在臺灣出版編著的《中華民國史稿》，對于五四事件也往往是在談到其他歷史事件時一筆而過。而持“科學、民主”一論的則來自中共。毛XX曾有蓋棺定論式的評價：“‘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了。”而歷史的爭論并不會有各種結論而休止，什么是“五四精神”恐怕仍然會有更多的不同闡釋，但我相信，愛國將是其永遠的核心。(宋魯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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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終身維護五四傳統聞一多,傳統,終身,維護聞一多：終身維護五四傳統昨晚才從進城的同學那里聽說天安門前掀起風潮的清華學生，驚奇地發現：食堂門口貼出了一張大紅紙，上面用工楷整整齊齊地抄著岳飛的《滿江紅》。這一下，平靜的清華園也沸騰起來了。貼這張《滿江紅》的，是高等科二年級學生聞一多。1919年5月5日清早，僻處城郊的清華大學。前一天晚上才從進城的同學那里聽說天安門前掀起風潮的清華學生，驚奇地發現：食堂門口貼出了一張大紅紙，上面用工楷整整齊齊地抄著岳飛的《滿江紅》。這一下，平靜的清華園也沸騰起來了。貼這張《滿江紅》的，是高等科二年級學生聞一多。當時的聞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個激進的人。他少年時被人稱為“書癡”，本來就不大關心外界事物，加上又進了清華，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還在讀《清詩別裁》，寫《明城考》，對《清華學報》準備改用白話文仍然持保留意見（《聞一多年譜長編》）這樣一個人，居然會率先響應學潮，實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其實也不意外，聞一多在愛國的問題上是從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參加一戰后，英國招工局來招收華工譯員，清華學生視此為報國之途，錢宗堡、吳澤霖等報名被錄取，但臨行事泄，錢、吳被學校強制帶回，并擬給予記大過處分。聞一多為之大呼：“愛國無罪”，“愛國的權利，不容剝奪”！這句話被同學認為“十分精辟”，傳揚一時（吳澤霖《老友一多二三事》）。所以，5月4日清華召開57人會議，討論是否參加五四時，聞一多說：“清華住在北京，北京學生救國，清華不去參加。清華，清華，難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國人的學校了嗎？”（聞立鵬《血土》）此次會上，聞一多當選為學生代表。7日，學生代表團正式成立，聞一多任職于秘書部。聞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敘述了自己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國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強權，無公理，全國懵然如夢，或則敢怒而不敢言。賣國賊罪大惡極，橫行無忌，國人明知其惡，而視若無睹，獨一般學生取冒不韙，起而抗之。雖于事無大濟，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時，聞一多對清華大學在運動中的表現感到十分驕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學（指北京大學）雖為首領，而一切進行之完密、敏捷，終推清華。……清華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習練使然也。”對自己在代表團中的作用也頗感自豪：“男與八哥均在秘書部，而男責任尤重，萬難分身。”并告訴父母，他決定暑假不回家，在學校參加愛國活動：“男在此為國作事，非謂有男國即不亡，乃國家育養學生，歲糜巨萬，一旦有事，學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他的一位同學這樣記述了聞一多在運動中的表現：“聞一多則埋頭苦干，撰通電、寫宣言、制標語，做的是文書的工作。他不善演說，因為他易于激動，在情緒緊張的時候滿臉漲得通紅，反倒說不出話。”（梁實秋《談聞一多》）最能體現聞一多的熱情和勇氣的是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3日），北京學生恢復了一度中斷的街頭演講，立刻遭到政府的嚴厲鎮壓，清華大學進城的百余名學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華學生進城，執行市學聯上街演講的決議。聞一多本來被分配做文書工作，一向不參加演講，但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發了，而且行前也帶備了水壺干糧和洗漱用具，作好了坐牢的準備。6月16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成立。聞一多作為清華代表，參加了旋即召開的學聯常會。6月27日，全國學聯第一次臨時干事會討論了日刊出版問題，聞一多正式擔任學生聯合會日刊編輯。8月5日，全國學聯舉行閉幕式，孫中山在會上演講，給聞一多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孫中山在演講中指出：“惟學界此次舉動，差強人意。蓋以革命經驗而言，其弊亦復在乎不統一。”聞一多對五四的看法明顯受此影響，直到1945年，聞一多還認為，因為當時工人沒有起來，所以五四運動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當初五四運動是一個零碎的青年運動，沒有組織，慢慢才出現群眾的運動，那時由于國民黨的加強，這運動轉成了一個具體的政治運動：由于一個黨派，有組織的集團的接受和領導，于是這運動有了結果。當時我們感激國民黨，感激孫中山先生的領導。”（1945年5月3日聞一多在“五四青年運動座談會”上的發言）所以，他一度擁護國民黨，擁護蔣介石的“一個領袖，一個黨派，一個政府”。而他對國民黨產生懷疑，并最終分道揚鑣，也與五四有關。1944年，國民黨政府將原來定在5月4日的青年節改成了3月29日，這引起了素崇五四傳統的西南聯大師生的強烈不滿，到了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正式提出要“恢復儒家的偉大傳統”，聞一多簡直忍無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聞一多一度擁護國民黨是因為他“愛國”，他后來反對國民黨是為了要求“民主”和“進步”。這種種態度無不與五四精神息息相關。聞一多曾嚴厲抨擊西南聯大當局“膽小怕事，還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會上說：“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埋頭搞學問有什么用？學生是國家的主人，有權過問國家大事，如果認為一個國家要學生耽誤學業來過問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這種不幸的原因，還不是因為沒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沒有完成五四的任務的。五四要科學，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羅家倫、段錫朋之流，都墮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蕭荻《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做出這一切的批評，聞一多依據的都是五四的標準。從這里我們可以明白，聞一多雖然在很長時間內專心治古典，以至于足不出戶，被戲稱為“何妨一下樓主人”，但由五四點燃的尊尚愛國、民主、科學的火焰，從未在他胸中熄滅。他雖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卻“愈讀中國書愈覺得他是要不得的”。羅隆基曾說聞一多從擁護國民黨到反對國民黨是“變”，其實只不過是他一直遵奉著五四精神罷了！聞一多政治上的識見可能不見得高明，但他卻是一個堅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島大學時勸阻學生運動時如此，在昆明時支援學生運動亦復如此。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話，當時也不會有五四運動摘自《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陳平原夏曉虹/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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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節選)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節選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節選)(2009-04-2917:26:18)標簽：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梁啟超蔡元培胡適北大1919九十周年雜談1960年，胡適在接受中央（臺北）電臺采訪時說到：“‘五四’本身決不是文藝復興運動，‘五四’本身是愛國運動，完全是青年人愛國思想暴露啦”[1]。我認同胡適的觀點，并且中共史家一直以來將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合二為一來看待，從而遮蓋了新文化運動的本身的特質。五四運動應該是發生于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名大中專學生反對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愛國游行示威活動，以及前后各地與此相關的愛國活動。而新文化運動是則是以陳獨秀、胡適等發起的“文藝復興運動”。二者在時間上雖有所重疊，并且新文化運動固然為五四運動的發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但我仍然主張將兩者區別來看待，不可混為一談（我持這一老生常談的觀點）。一、五四運動——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五四運動發生的直接導火索，即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巴黎和談，而北洋政府欲簽定賣國的凡爾塞條約，將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轉讓給日本。而這導火索的竊火者則是以梁啟超先生為首的六人外交使團以“國民外交”身份為國家在海內外的奔走呼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巴黎和會隨后召開。梁啟超對于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條抱有幻想，鑒于陸征祥等人在外交上的無能，他特向徐世昌建議成立以前外交總長汪大燮為委員長，前司法總長林長民為理事長的外交委員會，負責巴黎和會期間的外交活動。他又籌措了10萬元經費（政府撥款6萬元，私人捐贈4萬元），挑選了蔣百里、張君勱、丁文江等頗負時望之人作隨員。梁啟超以“民間大使”的身份向北洋政府當局提交外交政策并周旋于駐北京各國公使，隨后于12月底從上海趕赴法國。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中記載道：“我們這次出游的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后的歷史劇是怎樣收場的，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為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夢，以為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系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的責任了！”[2]梁啟超赴法前還要求國內各界配合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條件既經提出，全國輿論務須一致，以貫徹其主張。”[3]1919年2月11日，梁啟超一行抵達倫敦，隨即開展外交活動。然而，梁啟超從駐美專使顧維鈞處得知：“由于北洋政府在去年9月就和日本政府為濟順、高徐兩條鐵路借款問題秘密議定了《山東問題換文》，規定了日本享有在山東筑路，在青島和濟南駐軍等一系列權利。所以日本以此為依據，堅持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并向歐美各國進行了充分的外交疏通。這就使中國的外交活動一開始就陷于被動地位。我們提出的要求受到了蔑視，山東問題一直拖到第14次會議才提出來討論呢。”[4]梁啟超從此才得知，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外交底線是“只許失敗，不準成功。”這一目標將所有人蒙在鼓里，美國總統威爾遜更不得知，他還在鼓吹十四條呢。梁啟超回到旅社便召集六人觀察團講明真相，最后丁文江提議“惟一的希望就是蔡元培的北大，那里有一群思想自由容易激動的新文化運動主將，更有幾千愛國的熱血青年。他們，才是我們要點燃的火種！”[5]梁啟超不愧是杰出的外交活動家，他作為民間民間代表進行了頻繁的游說活動，起到了中國外交使團所起不到的作用。他甚至和丁文江戲言：“如果再停留半年，恐怕全巴黎的書呆子都要成為我的知己”[6]。美國國務卿藍辛，甚至被他的肺腑之言打動突然在大會上提議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先移交協約國，表現出反對日本吞并山東的傾向。日本政府聞訊急了，慌忙拿出在1917年簽訂的《英日秘密協定》和《藍辛——石井協定》脅迫英、美。并嚴厲訓令其全權代表西園寺公望：“如果再不徹底貫徹我方上述要求，則拒簽國際聯盟章程”。這位被梁啟超的穿梭外交逼得精疲力盡的老人不無感嘆地說：“這位梁任公一人之攻勢，不亞于十萬雄師呵！”但是，盡管進行了一切努力，仍然無濟于事。4月29日，英美法三國會議，日本代表應邀出席。30日，續開三國會議，議定了巴黎和約關于山東問題的156、157、158條款，將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讓給日本。面對這種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國出席和會首席代表陸征祥竟然也考慮要簽字了[7]。消息傳出，美國輿論大嘩。上議院為此展開論戰，甚至揚言與日本宣戰也在所不惜。威爾遜特為此事趕回了華盛頓，親自向議會作解釋才算通過。梁啟超見借世界輿論而不效，他在萬國報界俱樂部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慷慨陳詞道：“若有別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平和之敵。”巴黎的列強們終于扔掉了威爾遜的和平橄欖枝，露出了坐地分贓的本意。梁啟超以一紙電文，告急于他的四萬萬同胞：“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外交危急！國事危急！！民族危急！！！”林長民4月30日接到梁啟超電報，5月1日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5月2日發表在研究系的《晨報》，林長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愿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同是5月1日，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緊急召集林長民、蔡元培等名流商量對策[8]。5月2日，《晨報》刊載國民外交協會1日發給巴黎和會英法美諸國代表和中國專使的電文。國民外交協會按照梁啟超的建議，嚴正警告中國專使：“和平條約中若承認此種要求，諸公切勿簽字。否則喪失國權之責，全負諸公之身，而諸公當受無數之譴責矣。……諸公為國家計，并為己身計，幸勿輕視吾等屢發之警告也。”[9]林長民等人在5月1日，還以國民外交協會的名義電告陸征詳：“公果敢簽者，請公不必生還。”5月2日，蔡元培從汪大燮處得知有關巴黎和會的最新消息，立即返回學校在北京大學飯廳召開各班班長與學生代表會議，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人均在此列。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和國民社的許德珩、張國燾、鄧中夏、段錫朋等人決定：5月3日召開全校學生總動員大會，串連北京各大學學生，于5月7日國恥紀念日集體罷課示威。通電全國，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罷市、抵制日貨等等。然而，局勢越來越緊迫，同在5月2日，在外交委員會緊急會議上，決定拒絕簽約。汪大燮和林長民還將致代表團拒簽電稿親自送到徐世昌手里，徐閱后就交給國務院拍發。可誰也沒有料到國務總理錢能訓，卻于5月2日密電命令代表團簽約。恰巧國務院電報處有一位是林長民的同鄉，獲悉后連夜潛至林府。林長民無計可施，外交委員會也無可奈何，還虧得一位叫葉景莘的干事提醒：“北大學生不正在發動學潮何不將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汪大燮這才大夢初醒，慌忙乘馬車趕往東堂子胡同蔡宅求援。就這樣，原定于5月7日“國恥紀念日”游行示威活動被提前到5月四日[10]。蔡元培于5月3日召開北大教職員會議，一致主張對學生的任何行動不加阻攔，并向學生代表表明校方支持學生的行動。5月3日晚7時，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和十幾所其他學校學生代表在法科大禮堂召開大會。議決進行辦法四項：“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通電各省，于五月七日國恥紀念舉行游街示威運動；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11]五四運動就這樣爆發了，讓歷史永遠記住這一天，1919年5月4日，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12]，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青年學生運動，爆發了。[1]《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化運動》，308頁。[2]《歐游心影錄·歐行途中》，《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38頁。[3]《梁任公與上海新聞記者》，1918年12月3日《晨報》；轉引自崔志海：《梁啟超與五四運動》，192—193頁。[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四章《發動五四》。[5]同上。《北大之父蔡元培》是一部歷史小說，引用該書的材料來作為史料是不嚴謹的，這一段話有待考證。[6]同[4]。[7]周策縱，《五四運動史》257—258頁。[8]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團體聯合組成的國民外交協會在熊希齡宅開成立大會，推舉熊希齡、汪大燮、梁啟超、林長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寵惠、嚴修、張謇、莊蘊寬十人為理事。[9]轉引自《國民黨人與五四運動》，94頁。[10]日本政府于1915年5月7日，在二十一條中提出苛刻要求，袁世凱屈從于日本的壓力。[11]《在五四運動爆發的一年里》，28頁。[12]將五四運動定義為思想啟蒙運動我是不贊成的，暫且按下不論。[13]《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第308頁。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幾次都沒發成功，今天才知道是有字數和字符數限制的，字數2萬，字符數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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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白之爭”的高手過招文白之爭,高手,五四五四“文白之爭”的高手過招(2009-04-2012:42:49)標簽：五四劉繼興章士釗胡適林紓錢玄同劉半農文化分類：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圍繞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形成了兩大陣營。那一場場硝煙彌漫的論爭，充滿了激情、狡黠、機巧、趣味與智慧，點亮了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天空。絕妙的“雙簧”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展開之時，盡管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要廢除的是在中國傳承千年、作為傳統文化載體和主干的文言文，當時卻并未激起多大反響，只有幾位新文化闖將在自說自話。這一半可能因為那時帝制既往，民國初立，尚新、求變、批判傳統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對派們心虛氣短，不敢吭氣；一半可能也是他們對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夠信心，不屑于跟這幾個喝過幾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誰的后生對陣。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在對方的漠然中顯得頗有些尷尬，而新文學的發難者們也在沒有對手的辯論中感到了幾分寂寞。為了改變這種處境，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錢玄同和劉半農自導自演了一個奇特的戲，那就是歷史上十分著名的“雙簧信”。這個主意是劉半農出的，他曾在上海時進過劇團做過編劇。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雜志第四卷三號上,忽然發表了一篇寫給《新青年》雜志編輯部的公開信《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軒”。信是文言文寫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標點，以一個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衛道者的形象，列數《新青年》和新運動的所有罪狀，極盡謾罵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發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記者半農之名寫的觀點與之針鋒相對的文章《復王敬軒書》，全信洋洋萬余言，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由于對舊式文人的熟悉，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所寫的那封信在內容和風格上都足以亂真。他不但忠實地模仿了守舊派對新文學的種種誤解與歪曲，而且使之顯得十分荒謬可笑。而劉半農的復信逐一加以批駁，毫不留情，一針見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對守舊派大師林紓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這一雙簧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林琴南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要蔡將陳獨秀、錢玄同從教師中除名），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在論辯中新文學的聲勢也逐步壯大。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丑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信”影響之大。“雙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內部胡適的不滿。他認為“太輕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過他也認為，錢玄同的沖鋒陷陣，“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魯迅則對劉半農的進步高興，稱贊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營中的戰斗者。寫小說含沙射影新知識分子這種主動出擊的態度顯示了他們充分的自信，引發了讀者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激起舊派文人的惱怒，他們加強了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擊。1919年2月和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荊生》和《妖夢》，諷刺文學革命的領導人。林紓寫小說含沙射影罵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報》以“蠡叟叢談”為名替林紓辟了一個專欄，按日發表短篇小說。也許他覺得以這種“不嚴格”的文體教訓一下對手較為合適，于是便有了本月17、18兩日連載的小說《荊生》。其中寫了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學，便是隱指胡適。“三人稱莫逆”，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常，攻擊古文。小說《荊生》影射攻擊“反對舊道德提倡白話文”是“傷天害理”的“禽獸之言”，幻想有軍閥勢力的“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林紓的另一篇小說為《妖夢》，寫一名叫鄭思康的陜西人，夢見一髯人邀他游陰曹地府，“并告訴陰曹大有異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惡，死亦不改，仍聚黨徒，張其頑焰”。他們來到一城市，見一所白話學堂，門前大書一聯云：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么東西。校中有三個“鬼中之杰出者”：校長元緒，明顯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恒，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則是指胡適。其人進入學堂，見第二門上額大書“斃孔堂”，也有一聯：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鄭思康怒極，謂髯曰：“世言有閻羅，閻羅又安在?”髯曰：“陽間無政府，陰間那得有閻羅。”已而田、秦二人左右元緒出見。田、秦二人毀倫常，贊揚白話文，元緒對他們的言論“點首稱贊不己。”康“氣如結墻，興辭而出”，髯亦同行。此文對“鬼中三杰”，咒罵得比《荊生》更粗魯，更刻薄。如說“田桓二日如貓頭鷹，長啄如狗；秦二世似歐西之種，深目而高鼻”，極盡丑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請出能啖食月亮的“羅跟羅阿修羅王”直撲白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邱，臭不可近”。林紓在小說之首說：“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倫常，兇莫兇于士大夫甘為禽獸。此《妖夢》之所以作也。”文末又附“蠡叟”曰：“吾恨鄭生之夢不實，若果有啖月之羅跟羅王，吾將請其將此輩先嘗一臠也。”足見其對陳獨秀等人是何等仇視。簡直是要“食肉寢皮”了。至此，林紓已喪失了起碼的理智與風度。林氏以小說咒人的手法非常拙劣。如其稱贊蔡元培為元緒公，何謂元緒？元緒為龜的別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蔡孑民(三)》中說：“元緒公，即是說的蔡孑民，因為《論語》注有‘蔡，大龜也’的話，所以比他為烏龜，這元緒公尤其是刻薄的罵人話。”林紓此舉，行為卑劣，為人不齒。時有人稱其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龜的行徑”。胡適與黃侃“斗法”胡適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主將，因此當時反對他的舊派學者很多，尤以黃侃為最。黃侃字季剛，與章太炎、劉師培齊名，被稱為“國學大師”。黃侃的狂妄與尖刻是出了名的。黃侃年輕時曾拜訪大學者王?運，王對黃侃的詩文激賞有加，不禁夸贊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兒子與你年紀相當，卻還一竅不通，真是鈍犬啊。”黃侃聽罷美言，狂性立刻發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你的兒子。”好在王?運通脫，并未計較。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對白話文最兇者，黃侃對胡適進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個哈哈，胡適則氣得臉都白了。胡適著書勤勉，卻留下數部“半部書”，如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都僅寫成上半部。黃侃借此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調侃胡適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不解，問何意？黃侃頗為陰損地回答：“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語畢，學生們哄堂大笑。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贊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僅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這一次，胡適回擊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絕。也是在課堂上，胡適大講白話文的好處時，有位同學不服氣地問：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一點缺點都沒有嗎？胡適微笑道：沒有。這位學生想起黃侃關于文言文電報省錢的論調來，反駁道：怎會沒有呢，白話文語言不簡潔，打電報用字就多，花錢多。胡適說：不一定吧。要不我們做個試驗。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愿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復電便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非常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同學們果然紛紛擬稿，最后胡適從電稿中挑出一份字數最少的且表達完整的，其內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念畢，不無幽默地說：“這份電稿僅１２個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只須５個字：干不了，謝謝。”隨后胡適解釋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的意思，而“謝謝”既有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有婉拒之意。可見，語言的簡練，并不在于是用白話文，還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當，白話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簡練。“老章又反叛了！”曾作過段琪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長章士釗，二十出頭就做了《蘇報》的主編，后游學英倫，歸來后自創《甲寅》雜志，這是一個反對白話文運動的輿論陣地。章士釗雖熱衷于政治，但治學終是他的資本，古文是他的衣缽，所以他經常著文猛批白話文和新文學。甚至在茶余飯后閑聊談天的當兒，都不放過攻擊白話文。曾撰文《評新文化運動》發表在《新聞報》上，批判的矛頭直指胡適。并點名要胡適回應。胡適看后一笑說：章公此文，不值一駁。章士釗聞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從此兩人互不相往。數年之后，在北京的一次宴會上，章士釗與胡適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題詩一首。章士釗的詩如下：你姓胡來我姓章，你講什么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并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后，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俺老章投了降。胡適的題詩如下：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愿長相親不相鄙。白話詩句出于文言大師章士釗之手，而七言古詩出于白話領袖胡適之手，很是有趣。章士釗并未像他詩中所說的那樣，真的“投了降”，時隔不久，他又在《甲寅周刊》上著文屢屢攻擊白話文學，對運用白話文的陳源、梁漱溟、梁啟超等進行指責，并自相矛盾的宣稱“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胡適讀后，馬上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釗題寫在相片上的“白話歪詞”，指責他是個“不甘心落魄”的“時代落伍者”。胡適還指出，章士釗的此篇文章本身的邏輯錯誤和不講道理，并聲稱：“今日一部分人的謾罵也許趕得跑章士釗君；而章士釗君的謾罵，決不能使陳源胡適不做白話文，更不能打倒白話文學的大運動”，并風趣地提出，“我的‘受降城’是永遠四門大開的。但我現在改定我的受降條例了：凡自夸‘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牽羊擔酒，銜璧輿櫬，捧著‘白話歪詞’來投降，我決不收受了！”（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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