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白之爭”的高手過招－tbu論壇

聞一多：終身維護五四傳統聞一多,傳統,終身,維護聞一多：終身維護五四傳統昨晚才從進城的同學那里聽說天安門前掀起風潮的清華學生，驚奇地發現：食堂門口貼出了一張大紅紙，上面用工楷整整齊齊地抄著岳飛的《滿江紅》。這一下，平靜的清華園也沸騰起來了。貼這張《滿江紅》的，是高等科二年級學生聞一多。1919年5月5日清早，僻處城郊的清華大學。前一天晚上才從進城的同學那里聽說天安門前掀起風潮的清華學生，驚奇地發現：食堂門口貼出了一張大紅紙，上面用工楷整整齊齊地抄著岳飛的《滿江紅》。這一下，平靜的清華園也沸騰起來了。貼這張《滿江紅》的，是高等科二年級學生聞一多。當時的聞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個激進的人。他少年時被人稱為“書癡”，本來就不大關心外界事物，加上又進了清華，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還在讀《清詩別裁》，寫《明城考》，對《清華學報》準備改用白話文仍然持保留意見（《聞一多年譜長編》）這樣一個人，居然會率先響應學潮，實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其實也不意外，聞一多在愛國的問題上是從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參加一戰后，英國招工局來招收華工譯員，清華學生視此為報國之途，錢宗堡、吳澤霖等報名被錄取，但臨行事泄，錢、吳被學校強制帶回，并擬給予記大過處分。聞一多為之大呼：“愛國無罪”，“愛國的權利，不容剝奪”！這句話被同學認為“十分精辟”，傳揚一時（吳澤霖《老友一多二三事》）。所以，5月4日清華召開57人會議，討論是否參加五四時，聞一多說：“清華住在北京，北京學生救國，清華不去參加。清華，清華，難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國人的學校了嗎？”（聞立鵬《血土》）此次會上，聞一多當選為學生代表。7日，學生代表團正式成立，聞一多任職于秘書部。聞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敘述了自己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國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強權，無公理，全國懵然如夢，或則敢怒而不敢言。賣國賊罪大惡極，橫行無忌，國人明知其惡，而視若無睹，獨一般學生取冒不韙，起而抗之。雖于事無大濟，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時，聞一多對清華大學在運動中的表現感到十分驕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學（指北京大學）雖為首領，而一切進行之完密、敏捷，終推清華。……清華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習練使然也。”對自己在代表團中的作用也頗感自豪：“男與八哥均在秘書部，而男責任尤重，萬難分身。”并告訴父母，他決定暑假不回家，在學校參加愛國活動：“男在此為國作事，非謂有男國即不亡，乃國家育養學生，歲糜巨萬，一旦有事，學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他的一位同學這樣記述了聞一多在運動中的表現：“聞一多則埋頭苦干，撰通電、寫宣言、制標語，做的是文書的工作。他不善演說，因為他易于激動，在情緒緊張的時候滿臉漲得通紅，反倒說不出話。”（梁實秋《談聞一多》）最能體現聞一多的熱情和勇氣的是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3日），北京學生恢復了一度中斷的街頭演講，立刻遭到政府的嚴厲鎮壓，清華大學進城的百余名學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華學生進城，執行市學聯上街演講的決議。聞一多本來被分配做文書工作，一向不參加演講，但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發了，而且行前也帶備了水壺干糧和洗漱用具，作好了坐牢的準備。6月16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成立。聞一多作為清華代表，參加了旋即召開的學聯常會。6月27日，全國學聯第一次臨時干事會討論了日刊出版問題，聞一多正式擔任學生聯合會日刊編輯。8月5日，全國學聯舉行閉幕式，孫中山在會上演講，給聞一多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孫中山在演講中指出：“惟學界此次舉動，差強人意。蓋以革命經驗而言，其弊亦復在乎不統一。”聞一多對五四的看法明顯受此影響，直到1945年，聞一多還認為，因為當時工人沒有起來，所以五四運動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當初五四運動是一個零碎的青年運動，沒有組織，慢慢才出現群眾的運動，那時由于國民黨的加強，這運動轉成了一個具體的政治運動：由于一個黨派，有組織的集團的接受和領導，于是這運動有了結果。當時我們感激國民黨，感激孫中山先生的領導。”（1945年5月3日聞一多在“五四青年運動座談會”上的發言）所以，他一度擁護國民黨，擁護蔣介石的“一個領袖，一個黨派，一個政府”。而他對國民黨產生懷疑，并最終分道揚鑣，也與五四有關。1944年，國民黨政府將原來定在5月4日的青年節改成了3月29日，這引起了素崇五四傳統的西南聯大師生的強烈不滿，到了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正式提出要“恢復儒家的偉大傳統”，聞一多簡直忍無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聞一多一度擁護國民黨是因為他“愛國”，他后來反對國民黨是為了要求“民主”和“進步”。這種種態度無不與五四精神息息相關。聞一多曾嚴厲抨擊西南聯大當局“膽小怕事，還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會上說：“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埋頭搞學問有什么用？學生是國家的主人，有權過問國家大事，如果認為一個國家要學生耽誤學業來過問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這種不幸的原因，還不是因為沒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沒有完成五四的任務的。五四要科學，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羅家倫、段錫朋之流，都墮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蕭荻《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做出這一切的批評，聞一多依據的都是五四的標準。從這里我們可以明白，聞一多雖然在很長時間內專心治古典，以至于足不出戶，被戲稱為“何妨一下樓主人”，但由五四點燃的尊尚愛國、民主、科學的火焰，從未在他胸中熄滅。他雖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卻“愈讀中國書愈覺得他是要不得的”。羅隆基曾說聞一多從擁護國民黨到反對國民黨是“變”，其實只不過是他一直遵奉著五四精神罷了！聞一多政治上的識見可能不見得高明，但他卻是一個堅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島大學時勸阻學生運動時如此，在昆明時支援學生運動亦復如此。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話，當時也不會有五四運動摘自《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陳平原夏曉虹/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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