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中國近代長著硬骨頭的外交家－tbu論壇

別把板子都打在五四屁股上板子,屁股,五四別把板子都打在五四屁股上張鳴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一個歷史事件經過這么長時間，還讓人惦記著，本身就說明這個事件對后來的歷史影響很大。從前在大陸，對于五四基本上是一邊倒的贊揚，每年5月4日，學生們都要唱歌跳舞的慶祝，后來不知怎么一來，五四青年節隨著五一長假就給放掉了，倒是今年，五四還沒到，相關的文章已經出來了，接連看了兩篇，居然都是唱反調的，無論如何，都是好事，說明我們的意見有點多元的意思了。只是，老調子固然乏味，反調也未必唱得圓通，剛看到一篇秋風先生的文章《政治改革沒必要摧毀傳統文化》，無論如何，都感覺莫名糊涂。文章從泰國的政治亂象和印度的大選談起，好像意思是說印度的民主要比泰國成熟一點，但不知為何卻說，“從泰國政治亂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運轉，至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憲政需要傳統。”而且還說，“考察這兩個國家，立刻發現兩者有一共通處：兩國社會都相當地傳統，尤其是都有十分深厚的宗教傳統。這一點反而成為兩國建立憲政制度的優勢。”難道亂象和穩象，都是優勢的體現嗎？正如我不明白他為什么在論述印度憲政制度穩定的時候，非要提到東巴變成孟加拉，暗示這是印度憲政制度運轉唯一的“中斷”一樣，難道在秋風先生眼里，印巴分治各自建國之后，依然算是一個國家？當然，外國的事我不明白，可能也不好說，秋風先生無非是當個引子，重心是說，憲政需要傳統，批五四反傳統，罪孽深重。深重到什么程度，秋風先生的意思，新文化運動毀滅文化，似乎也連帶著毀了中國的憲政，連黃苗子和馮亦代所謂的“告密”（對此事的真偽，我還存疑），也要算在五四的賬上。這樣重的板子，五四的屁股真有點吃不消了。考察一個歷史事件，必須回到事件發生的歷史情景中去。上個世紀初從袁世凱稱帝到皖系軍閥當政這段時間，中國文化的確處于死氣沉沉的局面，新教育辦了多年，但是連西方的學科體系都沒能建立，北大講哲學，得從三墳五典開始講，文學、史學、文學史彼此夾纏不清。不僅男女同校想都別想，連女生剪辮子，都會被學校開除。所謂的新學堂，除了添了些聲光化電的課程之外，還是經學的天下。社會上，巴金小說《家》說的大家族，也的確有可惡之處。五四前后，熱情擁抱傳統，提倡尊孔讀經，獎勵烈女殉夫的人，不是軍閥就是政客，有些還是非常惡心的軍閥政客，像狗肉將軍張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多少槍和多少姨太太，但卻熱衷跟末代狀元詩酒唱和，在治下學校推行尊孔讀經，還大印十三經。袁世凱的稱帝，也許有他的不得已，但跟稱帝聯系在一起的，畢竟是尊孔和祭天。嚴格來講，傳統在新文化運動沒有興起之前，已經被當政者捧殺了。這樣的傳統，反一反，有何不可？就當時而言，新文化運動不僅在輸入思想和學理方面，開辟了中國文化的新局面，而且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我們的學校，至少在人文方面，恐怕還會經學的天下，哲學史，講到周公，學期就結束了，孔子還是大半個圣人，無法像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那樣，變成一個思想家供學者剖析。中國高等教育的頂峰，也恰是在五四運動之后出現的，不僅國立和私立大學名校迭出，就是教會大學，經過五四也逐步淡化了宗教色彩，步入世俗教育的軌道。中國文化在民國時的繁榮，無論學術還是文學藝術，也是五四之后出現的，當年的學術大師和文學巨子，甚至畫家、名導演和演員，無論文化態度保守還是開放，都跟五四新文化運動脫不開干系。面對這些事實，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毀滅文化，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如果單從五四政治運動之后，激進主義流向就否定五四，其實也沒道理。很簡單，“吃五四飯的”（蔡元培語）不僅有激進的左翼，還有激進的右翼，比如國家主義者，他們對傳統往往情有獨鐘，還有自由主義的右翼，胡適、傅斯年、羅家倫這樣的人，好像對中國后來的激進不該負責的，而他們的學術研究，也走向了整理國故，即使反傳統，也反的不徹底。而且，五四還有更多走中間道路的人，大批走教育和實業救國道路的人，看看他們的回憶，好像血管里也流淌著五四的血。至于把所謂的告密，賬也算在五四頭上，實在太冤。就算黃苗子和馮亦代兩位老先生都告過密，但是兩位不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他們在舊中國也生活過很長一段，他們老師就更是如此，如果說反了傳統就會告密，為什么他們在1949年之前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更何況，我們民族的傳統中，也有法家的一份，那一份里，其實就有告密這東西，反傳統，如果反了到傳統的酷吏風范頭上，其實反而不會告密。其實，傳統就單算儒家一份，那么，五四反過之后，其實傳統并沒有被反掉，上流社會，有蔣介石支持的新保守主義的復興，底層社會，則大體詩禮依舊，人們婚喪嫁娶，宗族祭祀，還是老一套。這一套真正被摧毀，是經過土改、合作化等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超大規模的掃蕩，鄉村精英連同文化精英一并被毀滅，改造之后的事。這種革命的結果，怎么可能都算在五四的賬上？不能說革命領袖中有幾個五四青年，就說革命就是五四延續，別忘了，還有好多五四青年，是自由主義者呢。正像印度的傳統，很難說清楚是什么一樣，中國的傳統，也是一言難盡。反傳統的事情，如果僅僅是些文化人的作為，其實無論怎樣反，都反不掉，導致文化和傳統被摧毀的，并不是五四。張鳴先生說，有關五四運動的文章接連看了兩篇，居然都是唱反調的，我看到的幾篇文章，則仍是肯定五四運動的多，下面介紹兩篇。秦曉鷹在《90歲的“五四”還活著嗎》中提出：我們說“五四”還活著，還因為它“活”在那個90年前就已經提出，至今還在為之奮斗的理想中。這個理想就是中國人追求了近百年的“科學”與“民主”。當那些吮吸著民脂民膏的獨夫民賊昏庸的王朝腐敗的政府都向一種學說頂禮膜拜時，當一個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給列強的軍閥政權在喪權辱國的同時竟然企圖用儒學約束國民時，作為叛逆者救亡者革新者愛國者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作為猶如杜鵑咯血般呼喊著救國的青年來說，他們又怎么可能不對主張秩序大于一切的儒學孔家店發起猛烈地批判和沖擊呢？！（曉鷹筆苑，2009-04-2516:34:53）袁緒程在《永遠的五四》中說：我們也不妨自省：我科學了嗎？高歌呼吁科學90年了，還有人打著偽科學在騙人，用科學的“方法”造假、坑人，如往牛奶里摻入三聚氰胺，用敵敵畏泡制火腿，教授造假論文，假冒偽劣俯拾皆是等等。科學是求真的，當被視為社會的良知——知識分子都敢造假，你還能相信誰呢？不要忘了，科學是一種思維方式，是認知的工具，也是一種心態，講科學就是要求真務實，改變中國人“一夜暴富”的心理，要“流著汗去吃面包”。要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以犧牲環境、透支未來、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們也不妨反思：我民主了嗎？換句話說，我們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了多遠？還有多長的路要走？相比千年專制，我們的確民主多了，但離五四那一代青年人，“一二九”一代、“老三屆”一代青年人乃至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人心目中的民主還有多大的距離呢？探索新文化、圖存救亡的五四運動的激情歲月，已漸漸遠去，它甚至消失在光怪陸離的城市及其市民的燈紅酒綠之中。但我仍然堅信，作為一種精神、一種符號、一種榮譽、一種象征，她永不褪色，永遠銘刻在世世代代中國人的心中。（原文載于《中國改革》2009年第五期）都是肯定五四運動，并認為應該為之繼續奮斗。持否定觀點的也看到一篇，龔鵬程在《五四先驅都是才疏學淺之輩》中說：“待我漸漸熟悉五四及相關人物後，老實說，我確實是較贊成那些反對五四、批判五四、認為五四帶來了共產主義，所謂先有「胡禍」然後才有「赤禍」一類說法的。”他這種觀點在大陸少見，海外常見。他自認與他的友人多是寫古文駢文的，或講經學、鑽研宋明理學的人有關，覺得白話文運動是劣幣驅逐良幣，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喪文化命脈，改宗洋人，終至全盤西化，而漸漸衍為文化大革命。推源禍始，五四難辭其咎。至於那些五四人物，學殖淺薄，乃竟因緣時會，暴得大名，說起來，更是令人慨嘆。（摘自龔鵬程的新浪博客《五四的典範》(2009-04-2708:32:28)有介紹稱這位龔先生是“當今天下“第一才子”，每年著述約一百萬字。迄今為止，正式出版的專著已有七十余種，主編著作不計其數。近期在大陸出版著作約七種”，身兼“中華道教學院副院長、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武俠文學會理事長、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等海內外多種學術性和文化性社會職務。在新浪博客的自我介紹為：“龔鵬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臺北。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畢業，曾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臺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創校校長。曾獲臺灣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杰出研究獎等獎項及臺灣校園十大名師、臺灣十大金榜專欄作家稱號。2004年起，龔鵬程歷任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教授。現為北京大學教授。”因此他對五四運動有以上的認識并能說得很直白，不奇怪。不過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當年不止是***，國民黨也是肯定五四運動并接過民主與科學旗幟，而我以為這正是國共聯合舉兵北伐時，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的重要原因；而后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也與他悖離了五四精神，拋棄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不可分。我以為各種相去甚遠的觀點都能直截了當地公開出來，很好，這也正體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而如無這種精神，否定五四運動的言論也就發不出來了。因此對如何看待五四運動有爭議，好！五柳村編者，2009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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