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北洋政府鎮壓五四運動密電－tbu論壇

漫說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京大學,新文化,漫說,五四運動漫說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京大學學生會網站錢理群來源：宣傳部　本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人們試圖對已經有二十年歷史的新文學作一個總結，編纂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的編選者均為對該領域貢獻最大的作家、批評家，如魯迅、茅盾編小說集，周作人、郁達夫編散文集，朱自清編新詩集，洪深編戲劇集，胡適編理論建設集等。而“總序”的作者，所有的人，不管他有著怎樣不同的文學、思想、政治傾向，都一致認為，非蔡元培先生莫屬。這是因為任何人都必須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是其中的主要戰線）是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為發源地的。“沒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在當時（二三十年代）已成為一種共識。但在建國以后的新文學史敘述中，蔡先生及他主持的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卻被有意淡化，至多在敘述到“林蔡之爭”時，略帶一筆。而且這種狀況直到最新出版的有關文學史著作仍未改變。——這不免使人想起魯迅當年的感慨：中國人的忘性實在太大了。但這一“忘卻”，卻會模糊了人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特有的“民間性”的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意義恰恰在于，它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廟堂走向民間、社會的開端，并且幾乎是唯一的一次影響全局的獨立的知識分子運動。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以后，建設一個統一、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實現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現代化，以趕上在現代化路程上已經先走一步的西方國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就成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夢想。但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卻經歷了長期的探索，而且這一過程至今（到世紀末）也還沒有結束。漫說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論北大魯迅早在1907年，也就是本世紀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思想，即強調“現代化”（當時稱為“近世文明”）不僅是要實現國家的富強與民主，還要“立人”，保障每一個具體的個體生命的精神自由，并且主張以“立人”作為“立國”基礎、出發點與歸宿。但魯迅這一“現代化”觀念與思路并不被大多數知識分子所接受。最有影響力的思路始終是，落后國家要趕上并超過西方國家，就必須將國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包括個人民主權利與自由），依靠國家強權與強有力的政治領袖的力量，實行最大限度的社會總動員與高度的組織化，以集中力量實現現代化。——不難看出，這一思路是貫穿本世紀的。最初的洋務運動與戊戌政變，就是企圖通過滿清國家機器的變革，重振皇權的權威（戊戌政變還希望建立光緒皇帝的個人權威），使國家逐步走向現代化道路。但已經腐敗不堪的滿清政府已無重建權威的可能，這才有了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亂，又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不惜支持袁世凱稱帝來重建權威。在以上“權威立國”的思路與努力中，知識分子始終處于依附于強權國家與個人的地位，自視國師、幕僚，不過是魯迅所說的“官的幫忙與幫閑”，并沒有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奴才地位。袁世凱稱帝，實行個人獨裁，并以孔教為國教，強化思想專制，使更多的知識分子打破對強權國家與政治（政治家）的幻想，開始尋找新的現代化思路。在此前后即有了對鼓吹“國家（民族）至上”的“國家主義”思潮的反省與批判。陳獨秀率先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怒斥當局“濫用國家威權，斂錢殺人”，指出“人民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而為野心之君……所利用”，“愛國適以誤國”，同時提出救國之道即在啟發民之“自覺心”，并見諸行動，于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面向青年，喚起“倫理之覺悟”，“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定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敬告青年》）。李大釗除在《甲寅》上發表文章為陳獨秀辯護外，也寫了《暴力與政治》等文批判“強力足以治國”的國家主義思潮，鼓吹以“愛人的精神”，“喚起其全國之自覺”的俄國式的“社會革命”。蔡元培在總結戊戌政變的教訓時，即已認識到“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入手，是不可能的”；在1914年更明確提出“既認定教育可以救世，便當斷絕政治上之迷信”。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1915年2月20日的日記里，也記下了他的英文教師的觀點：“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文學新知識皆無所附麗”，并且滿懷激情地寫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乃可恥也。我國人其洗此恥哉”，“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胡適其實是敏感到了一種已經成熟了的時代要求的。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于“大風雪中”來到北京，12月26日大總統黎元洪發布命令：“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就職，并且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一批影響一個世紀的民族精英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學，這固然是由許多具體的人事關系所促成，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標示著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選擇趨向，可以說是勢之所至。它意味著，知識分子的目光由國家（廟堂）轉向民間，由強權政治家轉向知識分子自己，由依附權勢，轉向依靠知識（科學、理性）自身的力量，通過思想啟蒙，喚起國人的自覺，自下而上地進行中國的社會變革。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造，是從根本改變教育思想、明確大學性質入手的：他在就任演說中堅定地宣布：“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同時，又建立評議會，實行教授治校。這就從觀念與組織上，根本擺脫了對國家官僚機構與官僚政治的依附與控制，實現了教育（學術、思想、文化）的真正獨立，也就是知識分子自身的獨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其目的正是要為知識分子提供自由而廣闊的精神空間，將北大改造成為民間知識分子的自由集合體。“教育指導社會，而非隨逐社會者也”，在自由、寬松的人文環境中，創造新的校園文化，并以此影響社會。應該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本世紀絕無僅有的這樣的一次嘗試。正是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建立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新的范式：這是一批體制外的知識分子，不僅從根本上走出了充當“官的幫忙、幫閑”的傳統知識分子的老路，同時也避免落入在現代商業社會中成為“商的幫忙、幫閑”與“大眾的幫忙、幫閑”的陷阱，而獲得真正的人格獨立與個體精神自由；他們永不停止對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與對精神（思想、文化、學術）的探索，因此對此岸的現實存在總不滿足，永遠對現狀持批判態度，永遠是“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這是魯迅對“北大校格”的概括，我們所說的“北大精神”所指的正是北大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提供的這樣一種精神規范。正是這些被魯迅稱作“真的知識階級”的北大人，創造了以“科學的思想與方法”、“民主與個體精神自由”、“‘重新估定價值’的懷疑主義精神”與“兼容并包的寬容精神”等為核心的新世界觀，新思維，新倫理，新方法，新的人際關系與交流方式，從而創造了新的想象力與新的創造力，并且作出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變革為突破口的文學革命作為思想啟蒙的重心的戰略選擇，同時開拓新的學術領域（如胡適的中國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吳梅的中國戲曲研究，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的研究等等），創造新的學術規范，以為文學革命、思想啟蒙提供理論、學術根據與思想資源。以上方面構成了蔡元培所主持的北大校園文化的基本內容，它通過《新青年》、《新潮》這樣的現代傳播媒體，影響整個社會，形成社會文化的新思潮，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又進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領域開始的變革推向全面的政治、社會的變革。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愛國學生運動又反過來極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學的社會聲譽與影響。一校（北京大學）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時成為時代思想、文化、學術，以至政治的中心，北京大學的教授，從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到胡適、魯迅、周作人，不僅在當時成為時代領袖人物，而且一直深刻地影響著以后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發展，影響所及，直到今天（世紀末）北大仍是中國國人心目中的“精神圣地”。李劼先生在最近發表的《北大的標新立異和清華的抱殘守闕》一文里，指出：這“意味著學校直接成為整個社會及其歷史趨勢的指導者和發言人”，“當年主宰天下的權力和暴力，在學校與刊物這樣的現代社會組織系統面前，喪失了（或許應說是‘部分地喪失了’——引者注）原有的主宰優勢，從而不得不讓主導地位落到現代社會組織手中”，“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罕見的現象，即文化不再通過權力和暴力，而是直接向歷史顯示了它的主導力量”，“社會的頭腦階層（也）不再需要暴力權威的支撐而可以獨立地承擔起自己的頭腦使命”。——我以為他的這一分析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當然，也不能忽略歷史的其他因素與另一面：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為這樣一個民間知識分子的自由集合體，并居于時代中心地位，這都是在當時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對軟弱無力的特殊情況下出現的歷史機遇，使北大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甚至有可能宣布脫離中央教育部的管轄（這正是后來魯迅給予高度評價的）；而蔡元培先生個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響，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而且事實上，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造，也自始至終都承受著中央政府，以至軍閥勢力的巨大壓力，在校園內部也存在著新、舊兩派的激烈斗爭，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因此，前文所說的“獨立”與“自由”也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也正因為如此，這樣一個民間知識分子自由集合體的大學校園，僅存在于歷史的一瞬間，北洋政府，特別是后來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很快加強了對北大的控制，先是經濟上的，以后是政治與組織上的，直到取消教授治校，實行黨化教育，黨派政治直接進入與影響學校教育，無論是教師、教授，還是學生之間，都發生嚴重分化，一部分教授與畢業學生，直接進入國家權力機構，成為國家體制內的知識分子，與堅持民間立場的體制外的知識分子發生尖銳的矛盾；周作人曾發出感慨，說五四時期的北大教授是一致對外，支持學生的，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北大教授與北京的知識分子就發生了分化，一些教授竟公開當了政府的“保鏢”，所說的正是北大所發生的不可避免的分裂。以至于始終堅持民間獨立批判立場（如前文說，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的魯迅，三十年代回北京省親，北大竟然已經不能接納他了；魯迅也在1933年寫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并作出了“五四失精神”的嚴峻判斷。蔡元培開拓的那一方精神自由的天地已不復存在，像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的影響全局的民間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運動，已成為不可重復的歷史，北大的中心地位早已失去。留在人們記憶、口碑里的，每逢校慶就會被著意描述的“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早已是北大人的一個美麗的夢，一種“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的象征。——今天我們紀念北大百周年校慶與蔡元培先生誕生一百三十周年，必須清醒地意識并正視這一點。1998年3月6日寫畢于燕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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